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严复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但许多造诣都湮没在其更大的成就中而鲜被关注，书法即是一例。其实，书法恰是严复暇时醉心之事，而从他的习书取向，又可窥见其守正尊古、立本化新的文化旨归。
严复传世的书法作品不少，从福州严复翰墨馆所展来看，其于王羲之、智永、孙过庭、颜真卿以及宋元各朝名家等帖学经典的临古之作尤多，可见历代法帖是他平日习书之大宗。他也曾言自己“临《兰亭》至五百本，写《千字》至八百本”，更不止一次强调“书法七分功夫存于用笔”，亦可见其对帖派笔墨正统的承继与求索用功至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在坚守帖学本位立场的同时，对碑派书法亦是保持开放且理性的态度，同步兼收碑学遗法的营养，反哺自己的书学知见。
这种书学取向与格局，于彼时实为难得。
清末民国时期，论书习字者无不以北碑为宗，尊碑抑帖，崇魏卑唐，帖派书法几成绝响。然而，在这般浪潮中，严复却不趋时风，在书学实践上坚持以帖学为基，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帖派经典的临古日课。
书法不是孤立的笔墨存在，严复对书道正统的守持，反映出他对固有传统的敬重，推而广之，于传统“理道”，其也有类似取向。
1894年甲午海战后，严复痛心入骨，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戊戌变法后，他的思想趋于理性，希望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以此作为民族自强自立的根基，从而接引西学，将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互鉴、会通。这种主张超越了非中即西、抑古尊今的狭隘见解，而呈现出多元、有机且兼容并包的生命样态。
严复在当时倡议西学，被目为新派人物，事实上，严复之力倡西学，归根结底也在致力于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之“道”。在严复看来，西学并不是目的，只是光大传统的手段。晚年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写道：“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在此，“新式机器”即西方文化——严复认为西方文化作为新式机器只作“发掘淘炼”之用，是工具，而非本体；而真正的本体则是“最富矿藏”的“四书五经”；而西学作为“他山之石”，最终即是要达到“攻玉”的目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意味着，对于严复而言，传统是可以通过现代化转化，焕发强大能量、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宝贵资源”。
严复的文化旨趣与思想形态和传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面临彼时的社会环境，他放眼世界，以中学古典正统为本位立场引介西学，“尊重本国文化传统”，“苦心弥缝于新旧之间”，促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展。
由此可见，严复坚守传统的背后是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反思与超越。他以更细致的方法考量“传统”与“现代”、“新学”与“旧学”的分合关系，比当时一般公认的保守派更具时代性，又较激进派更具包容性。而究其此番文化旨趣的内在来源，正是根植于其内心的守正化新之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