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渐渐陌生了。但当你走在兰考仪封请见书院、福州鳌峰坊巷时，这个名字仿佛愈发生动起来。“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深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事情终究要被淹没，可为国为民奉献者定能留下美名，并在岁月中越发闪烁光芒。张伯行大抵也是这样一个闪耀的名字。
张伯行（1651—1725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其《却赠檄文》广为世人所知，成为清朝三百年配享文庙的三人之一。
受兰考大地滋养的张伯行，历官二十余年，累官至礼部尚书，其政绩在福建及江苏最为著名。去世后，赠太子太保衔，谥清恪。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后来史学书中记载的却不多，全面展现其为官之道、为学之求的著作更少。今有作家刘海潮历七八年之功，写成的《张伯行》（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白。
《张伯行》采用章回结构模式，分《黄河故事》《治河能臣》《康熙拔擢》《却赠檄文》《科考大案》《第一清官》六卷，共十二章，二百余万字，全面展示了张伯行波澜壮阔的一生。书中不仅融入了作者对这样一位人物的崇敬之情，而且展示了作者驾驭长篇人物小说创作的文学艺术追求。
在主线中，丰富人物形象塑造。清廉无疑是张伯行最为显著的品行。在《张伯行》的长篇叙述中，清廉贯穿始终，不管是年轻时在河南治水治河、赈灾救民，还是位居权臣时与黑恶势力斗争，都展示了张伯行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品质。但我以为，清廉只是张伯行的精神品格的外在呈现。在清廉的背后，是张伯行以社稷为本的家国情怀。作者似乎没有这样直接的表达，但透过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展示的正是其家国情怀思想。面对台湾兵痞猖獗，张伯行与台湾来的林水晗说，“大清山河虽幅员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其言情真意切。又如，张伯行为什么敢与噶礼等权臣斗争呢？那是他以国为重，认为不可“趋势营私”。虽然这当中，有满汉之争，有认识的局限等，但他以社稷为重的形象油然而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信条。兼济天下，就是家国情怀。经过历史的沉淀、教化，但凡有一番作为的古代官员，都是心怀家国的典范。《张伯行》突出清廉这条主线，其实质就是抓住了小说人物的社稷之魂、家国之魄，并加以演绎、传扬。也正因此，其小说创作，才得以气势，得以高远。
在书写中，展示人物民本思想。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张伯行之所以被后人称颂，其为官之道，自然是值得肯定的。虽然有些情节现在想来是夸张的，比如新婚之时因水灾跑去疏导河道，只能由弟弟代为娶亲。但在这背后，作者有意刻画的是张伯行的憨厚。在张伯行看来，治理河道、赈灾救民、维护正义、筹办书院、教化社会，都是为政者的本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比如，他刚被授为山东济宁道时，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张伯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台湾府水灾严重，他请求上书给予免除赋税粮；当福建年年缺粮，他认为应当堵住粮米外运。虽然有的认识有局限性，海禁也不是解决缺粮的最好办法，但他为民奔走、为民谋福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演绎中，回到了历史现场。在历史的碎片中，张伯行留下一些理学著作和治水方面的论著，但其个人的传记不多，《清史稿·列传五十二》有简单的记载。要全面再现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有一定的难度。作者静下心来，下了长时间的功夫，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在这些远去的历史尘埃中，不断酝酿、交织、重合、升华，于是，张伯行这个形象就不断丰富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巧妙地把张伯行放到了历史现场，将小说的虚构与历史人物的真实结合起来。一个人物的波澜壮阔，注定是在历史的岁月中完成的，张伯行也不例外。张伯行早年在河南勤于学习、开设书院等经历不是几笔带过，而是回到了中原大地，回到了坊巷之间。就是写张伯行大婚在即，也写出了“天上圆月、树上灯笼”之喜庆美。张伯行就任江苏巡抚时，想给属下一个警示，就以《却赠檄文》告诫大家，场面写得有趣生动，属下逢迎拍马之态尽显无余，也有不合时宜者双眼半睁半闭，在等待看热闹。自然，张伯行不为这些“下马常例”所动，但也十分巧妙地化解了下属们的尴尬，把下属们的孝敬之物全部充公，换了银两，拟建书院。这样的场景、画面，在史书中大抵是见不到的，但在作者笔下徐徐展开，惟妙惟肖，在人物的行动中、言语中、演绎中，一切都水到渠成，人物形象也就立起来了。
写历史人物不易，把历史人物写活更不容易。刘海潮的《张伯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和可能。因才性短偏，张伯行有时也难免过于严厉，有其能力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正因为其清心为廉，直道则耿，终究被百姓所缅记，为历史所记载。正如康熙所评价的那样：“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