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惠州地区仍在南汉的统治之下，直至宋开宝四年（971年），北宋才完成南汉疆土的收拢，故而惠州地区在北宋治下实为156年。
笔者据宋宝祐《仙溪志》、宋淳熙《三山志》、明万历《福州府志》、明万历《广东通志》、明嘉靖《惠州府志》、明嘉靖《延平府志》、清道光《广东通志》等书，再按宋代州官一年一考、三年一任为常例，在北宋的156年间，惠州大约应有50任（包括再任）知州，目前可考者13名共14任（含1名重任），而其中有6名为闽籍官员，分别是：赵崇鼎、陈偁（两次出任）、黄稹、林俛、詹范、方子容，约占可考知州总数的50%。
在南宋治下的152年间，现可考惠州地区的知州有83名，其中闽籍州官有45名，占可考知州总数的54％。另有很多非主官的闽籍官员出任惠州地区。不难看出，宋代闽籍官员一直是惠州十分重要的官员群体。
宋代广东地区因地处边疆，开发不足，亦是谪官之地，很多北方官员并不乐于入粤为官，但是闽籍官员却不畏艰险，入粤出任，他们对惠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力不言而喻。通过他们的努力，理学被带入了惠州地区，对当地思想、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陈偁两度出知
在北宋之前，惠州为南汉统治，南汉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穷奢极侈，百姓饱受横征暴敛，若踞炉炭。因此，北宋官员对惠州的治理任务艰巨，从文献看闽籍官员多有善政且为民称道。
据明嘉靖《惠州府志》所记，“詹范，字器之，崇安人也。绍圣间知惠州，苏轼谪居，范载酒从游，相与倡和。时兵荒之后，野多暴骨，范取而掩之为丛塚焉”。苏轼赞其为仁厚君子。又如方子容，字南圭，福建莆田人，北宋文学家。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绍圣三年（1096年）出任惠州。时值苏轼谪惠建白鹤新居，两人交往甚欢，平时日相唱和。方子容曾重修野吏亭并请苏轼为之记，著有《南圭诗集》。
詹、方出任惠州时，均与苏轼相熟相交，二人文学造诣颇高，他们在治理惠州时，除了推行善政，也对惠州文化的发展颇具影响。
北宋惠州的闽籍诸官影响最大者为陈偁。陈偁（1015—1086年），字君举，福建沙县人。据嘉靖《延平府志》记，陈偁“知惠州，筑丰湖（即惠州西湖）以还民利……再知惠州，岁旱，偁教民以牛车汲水入东湖以溉田”。宋治平年间，陈偁两度出知惠州，大力治理荒废多年的惠州西湖，同时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一直推行为民兴利之举。
陈偁之子陈瓘（了斋）所撰写的《先君行状》详细记述了陈偁治理西湖、百姓获益的情况，“（陈偁）比部员外郎知惠州。州有废湖，方十余里，春夏积水潦，行者涉病，其地水不可牧，旱不可艺，其废不知几何时。而环湖之民，故有鱼租，湖废而租在。公因冬阅民兵，借其余力，筑堤捍江，中设斗门为水道，潦退水不得出，盈则泄之江。蒲莲鱼鳖之利，悉以予民”。
陈偁还首倡“惠阳八景”（今称西湖古八景，分别为：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将惠州西湖创造成了当地的知名景物。
面对当时学校颓圮，士子不闻礼义，民不知诗书之贵的情况，“公（陈偁）为之新其堂而聚书，延豪俊，集生徒，而训养之。民于是知入孝出悌、君臣父子之大方。为父兄者，乐其子弟之从学焉”。
在陈偁的治下，惠州士民渐知礼仪，社会风气也渐清明。后陈偁离任，“民莫不怀感，而相与名公之桥曰陈公桥，亭曰陈公亭”，“相与绘公之像而祠焉”（《西塘先生文集·惠州太守陈文惠公祠堂记》）。
办学高潮发轫于罗从彦
南宋时，闽籍官员对惠州地区的影响更大更深，尤其是文化上的影响最为深刻。
例如陈鹤，字闻野，福建莆田人。据明弘治《八闽通志·人物》所记，南宋初“（陈鹤）为惠州佥判，亲典教职，执经承学，岁率数百人”。陈鹤亲自执经教化，惠州接受他教育的人数也颇有规模，达到数百人。后他又“置学田以增廪，又表置学官”（明万历《惠州府志·名宦传》），后人赞其功绩，有“惠之倡学，实自鹤始”之说。
宋代闽籍官员文化素养颇高，他们在惠时多致力于兴办教育，倡儒学教化，如谢蘧为人清廉从简，“字季玉，世家邵武……淳祐间惠阳择牧，命蘧前往，一切节缩，以儒书抚柔之，犷俗丕变。惠人为生立祠，裒其文章政事曰《爱棠集》”（《宋提举参谋开国谢公墓志铭》）。
闽籍官员这种从北宋延续至南宋的重视地方教化的治理理念，直接刺激了惠州地区教育的兴起，借助官府之力，南宋民办和官民合办的书院勃然而兴，惠州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办学高潮，理学也在这一时期深植于惠州地区。
这次办学高潮发轫于南宋名儒罗从彦。罗从彦（1072—1135年），字仲素，福建沙县人。绍兴二年（1132年），罗从彦在多次赴考落第后，以特奏名的形式获乙科进士，授官博罗县主簿。他受当时惠州太守周绾之命，“率诸生行释菜礼”。古时，凡是初次入学的弟子均要向孔子、先生行“释菜之礼”，以示尊师重道，而罗从彦举行的这次释菜礼便是惠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次释菜礼。
罗从彦也是广东著名书院钓鳌书院的缔造者，他在罗浮山选址修建书院，亲自开坛授徒。为了保障书院日常运行，罗从彦还在博罗东江流段设十三渡济行人，用所收粮饷购买学田用作钓鳌书院的办学经费。
罗从彦曾“鬻田走洛”，问道于“二程”之一的程颐。借钓鳌书院之便，罗从彦将理学最先传播入惠州地区。他在惠州讲学时，十分重视治学思想，主要分为“论治”“论士行”两部分，主张遵守祖宗法度以维持国家稳定；朝廷用人需看重个人品行，选官需用心系国家安危之君子。
绍兴五年（1135年），63岁的罗从彦在广州前往汀州武平讲学的途中不幸染病而逝，但他对惠州地区的文化和教育的贡献非凡，直至明清也备受当地士人推崇，明代博罗举人韩晟《谒豫章祠》便称颂其功“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表达了惠州士子对罗从彦长久的崇仰之情。
岭南书院的典型
宋代惠州地区最著名的书院有三：钓鳌书院、张留书院和丰湖书院。
张留书院是为了纪念留正而建的。留正（1129—1206年），字仲至，福建泉州人，少时居惠州归善县。据《罗浮志略·留正传》所记，“（留）正在罗浮水帘洞梅花村读书，应惠州举，登绍兴庚辰（1160年）进士。淳熙十六年（1189年）拜右丞相”。
留正在惠州成长求学，登进士，经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为政清正廉明，为人直言敢谏，后位居宰相。留正本身也是南宋的理学名臣，不遗余力地发展理学，南宋文学家陈亮《谢留丞相启》记道：“重道崇儒之正学，素所讲明；立纲陈纪之大经，备尝议论。”其平生更是汲引理学人才，一代大儒朱熹也曾获其提拔。
作为惠州重要人物，为了纪念留正，当地人在罗浮山、惠州西湖各建立了一座张留书院，既为惠州士子树立学习之榜样，也让张留书院成为宋代惠州地区传播理学的重要书院之一。
丰湖书院则由刘克刚发起而建。刘克刚（1199—1254年），字处和，福建莆田人。宝祐二年（1254年）出任惠州知州，他亲自改当地的聚贤堂为丰湖书院，并且“以堂为夫子燕居，塑豫章先生像于晞是堂”，以志不忘罗从彦筚路蓝缕之功。又建六君子堂（即南宋理宗六君子刘黻、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以示对理学之崇。
刘克刚在任时，一直有承继和光大道南学派之志向。据清乾隆《归善县志》所记，刘克刚推行“简生徒有志向者讲习其中”之举，拣选了归善县主簿郑济甫兼任丰湖书院的首任山长。
郑济甫又名濬甫，字逢言，福建莆田人，淳祐十年（1250年）中进士。其学问渊雅，文章道德见重于时，著有《经史考》。他认为“我朝诸儒接乎朱、吕氏（即朱熹、吕祖谦），理义之学大明，而经史百家众说淆乱，未能尽订而归一”（《经史考自述》），所以丰湖书院建立后，他将书院打造成程朱理学的传承之地，也开创了书院考订经史百家之学风。
在刘克刚和郑济甫等人的努力之下，丰湖书院规模扩大，功能增加，制度渐趋完备，并带有半官学的色彩，让书院的师资和经费有所保障。刘克刚个人生活十分清俭，有人讥诮他自奉过俭，他则言：“吾积至万缗，则诸邑宽剩，铁醋息钱可罢矣。瘠一身以肥一群，庸何伤？”（清光绪《惠州府志》）但在他弥留之际却慷慨解囊，捐助书院，“尚延州文学至卧内，再捐羡千缗增学舍，明日卒。年五十六”。
刘克刚身上那种儒者济世、力行教化的胸襟抱负令人敬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丰湖书院不断发展并成为惠州最高水平书院之一，也是岭南书院的典型代表之一。
纵观宋代惠州官学、书院的发展，在数量上仅次于广州，居当时广东地区的第二位，同时凭借闽籍官员之心血和贡献，惠州成为重要的理学传播和发展之地，当地的教育获得了长足进步，科举人数大增，仅据清光绪《惠州府志》统计，宋代惠州中进士共54人，而明朝则是44人，宋代是惠州历史上中进士最多的朝代。
两宋300余年间，经数代闽籍官员的重教兴学，惠州文化发展迅速，凭借官学、书院之便，让理学深植于惠州，呈现出“士之读书奋起”之新面貌，不断涌现了一批乡贤名宦，也为日后岭南文化的积蓄发展提供了思想、人才方面的准备，故而宋代闽籍官员对惠州的贡献和影响非同一般。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