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息的地球上，不同洲域不同角落，自古以来分布着不同的人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聚落，各种差异的存在，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元，人类文明更加多姿多彩。
各大洲各区域的文明，从其诞生之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中发展繁荣的。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千多年来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茶道文化，乃至建筑、医学、饮食、服饰、语言文字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
发源于福建福清的黄檗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跨海向外传播、影响海外的一个例证、一个缩影。
同名的黄檗宗，同名的万福寺，同源的文化血脉，即便在千年之后的我们看来，也倍感亲切。
从黄檗山沿着山林中的文化古道走向闽江口，越过东海向扶桑传播中国文化，隐元东渡的故事，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另一位高僧。他的法名叫鉴真，是唐代律宗传人。一千多年前，他从扬州启航，历经六次磨难，终抵日本奈良，把大唐的宗教、文学、科技、建筑、医学等带到日本，给当时还相对落后的大和民族，注入发展的新动力，其成就足以代表日本天平时期的文化屋脊（指文化高峰）。
在李白杜甫生活的盛唐，长安无疑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昌盛，文化思想大气包容，东西兼收，万国来朝。李白的好友晁衡，就是来自日本的遣唐使。晁衡返回日本时，恰遇台风，李白以为晁衡遇难，写了一首七绝纪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虽然晁衡已平安归国，遇难是谣传，但李白这短短四行诗句，尽诉了对日本友人跨越国籍的真挚情谊，如今读来，令人动容。
中日两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交往，到唐代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高潮。据史书记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都随带遣唐学生（留学生）多人来中国学习。晁衡就是随第九次遣唐使来中国的日本学生。他原名阿倍仲麻吕，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来到中国求学，改姓名为晁衡。卒业后长期留居中国，历任司经局校书等多种官职。
在唐朝，另一位入唐学习的日本高僧法名空海，与福建渊源颇深。公元804年（另一说803年），空海乘舟来唐，也是遇到台风，被吹到霞浦，在赤岸登陆，得到当地官民友好相待，后从福建赴长安。空海学成后归国，创办了真言宗，如今仍是日本影响极广泛的佛教流派。改革开放后，位于霞浦赤岸的空海堂，吸引了不少日本游客前来观瞻。
闽山闽海佑八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古代福建遭受之战乱，较中原省份相对更少，因而传承保存了更多原生态的汉族传统文化，如客家文化、闽南文化、莆仙文化和闽都文化。同时，因为向海临风，潮达五洲，福建与世界各国各地的联系交流也更密切，在上千年时光中，八闽之地，自然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出发地，也是吸纳海外异域文明的先行受益地。厦门、泉州的骑楼建筑风格，就颇受东南亚的影响。
回到黄檗文化，明末清初，继隐元之后，其法统继承人、祖籍晋江的木庵禅师，于1655年从晋江安平港启航，东渡日本弘法，1664年继承隐元法席，任日本万福寺住持，成为“日本黄檗宗二祖”，获授日本天皇钦赐紫衣。
以隐元与木庵为首的黄檗禅僧和大批文化人的东渡，直接传播了中国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建筑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风格的黄檗禅已深深扎根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可以说，隐元和木庵这两大闽籍高僧，为推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跨海文流，文明互鉴，彼此欣赏，美美与共，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千百年来，无论是中国鉴真还是隐元，无论是日本晁衡还是空海，都怀着大海一般的胸襟，虚心互学，先进文明无私向外传播，后进文明努力追赶，形成携手奋进的风气，这是文明之幸，更是人类之福。
历史不能忘记，人类跨越各大洲洋的交流互鉴，更应成为丰厚的文明积淀，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提供源源不绝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