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地势平坦的村庄，感觉腰挺得特别直，甚至还可以抬头看天上的云，瑞岩村就是这样一个平坦的村。诗人杜运燮先生的故居就在这个村中心弄12号。村里老屋如同菜园果园的穴一样，种芋头就称芋蛋穴，种白菜称白菜穴，乡村在过去一直没有门牌，真正大户人家，称上六扇厝、三落厅，有功名地位的就称进士第、大夫第，也有的从功能、地理位置等给予命名。这些称呼一上口，仿佛就有故事缀后，比起现在门牌的二维码丰富多彩，我凭着这种钟爱就把杜运燮先生的故居称作诗屋。
诗很高远，诗人的灯是月亮，诗又就在身边，如同“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样。诗是那么空灵，如天上的云；诗又那么直抵人心，如：“黑暗！这世界只有一个面目/却也有人为这个面目痛哭/只有我/能赏识手杖的智慧/一步步为我敲出一片片乐土”。我真表达不准，我只能像水里的鱼一样，向往着天上的云而在水里追寻云影。能写出一首诗就足以让灵魂飞起，而杜运燮先生则成了九叶诗派的代表人之一，那飞起的灵魂一定就是高峰上的云标。正如他的诗作《山》：来自平原/而只好放弃平原/植根于地球/却更想植根于云汉。
乡村人不懂写诗，但活在诗意中。我在杜运燮先生的故居里遇到一位老者，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说的是与诗人一起上山砍柴，挑薪走阡陌，土灶燃炊烟，灯下说故事，尽是归田园居的情景，诗意的生活。然而文字资料告诉我，杜运燮1918年在马来西亚吡叻州出生，在当地读完初中才回国就学，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1951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虽说他三次回瑞岩村，可注明的时间分别是1960、1976、1996年，哪能跟他一起上山打柴，走阡陌，过田野。但我不会反驳他，更不会责怪他不提杜运燮先生参加飞虎队，远赴印度、缅甸参加抗日中国远征军等。因为我觉得一位八秩老人的诗意就是童年的回忆。正如杜先生诗《山》中的诗行“欣赏人海的波涛起伏∕却只能孤独地生活/到夜里/梦着流水流着梦/回到平原上唯一甜蜜的童年记忆”。
我跟随着他从灶间边的一条楼梯而上，他一指向灶位，我感觉灶膛便有了灶火，灶前有了茶炉，烟囱有了炊烟，灶的热气的确千年不退。提起故乡的灶，这股热气就自然熏来，只要有乡村的诗行，那缕炊烟一定会引领诗句升高飘行，又在故乡的上空俯瞰故土。诗人杜运燮在这灶膛是否点过松明，燃过灶火，真不重要，杜氏点过，且代代点着，他的诗心少不了这一脉。阁楼上的房间安的床是那个年代的婚床，搁置的箱子是那个年代的木箱，那种能拎着远走的藤条箱。这些物件仅仅留下一段时光吗？不，还留下诗意，留下诗的根系，正是这条根系紧紧连着诗人，杜先生到80岁那年，还写了一首对故乡充满深情的诗《祥瑞的山村》。
2002年7月16日，杜先生带着诗意，带着对瑞岩村变化的欣慰，把最后的日子当作家乡最甜的水果吞下，安详抿嘴，把最后的一片光，当作家乡驰来的祥光，用双眼收藏，淡然地闭上双眼。正如他的诗《车站》中写道：“在人生的车站下车/而且不再回来/……/却是一个永恒的最美的世界”满足地离去，跟随着诗魂走向历史的天空。从此祖宅成了故居，成了后代人敬仰的诗屋。
闽江的水能一往直前往下流，那是因为山中的那些泉水汩汩而出，一波推着一波；闽江记忆与流水一样绵长，那是因为记忆如游鱼一样，永远活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