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我国当前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中，中国式现代化也成为一个核心内容，体现了文明延续、党的领导和国家发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体系，关键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一步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达和新范畴。
一个国家的叙事体系的形成，有着极为丰富的因素。叙事不仅是共同想象的表达方式，而且是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文本手段，更是全球体系中一套逻辑自洽、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话语。因此，叙事体系的构建，一直是世界主要文明和主要国家发展传承的重要战略。自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西方主要国家不断通过叙事体系的构建、同化和动员，完成了国家叙事和国家行为之间的调和，使得西方价值体系深深植根于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全球环境
中国的5000年辉煌历史，以及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进步，为中国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可能，也成为叙事体系的素材库、观念池和知识树。但是，作为全球体系和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在现代叙事过程中，往往多以解释和证明为主，缺少现代化叙事的自主性和自洽性，也没有完成叙事战略的体系建设。
要成体系化地定义、解释和动员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环境。这个环境由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共同组成。从外因上看，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百年未见的大变局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在不断的巨变中给传统全球权力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全球的叙事环境也面临重要调整。
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是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构建的。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先发优势，又基于宗教和文化的特色逐渐形成了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投射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上，尤其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形成世界性的规范。这种叙事、行为和规范的统一体，互相支持互相推进，成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特征。但是，全球各国快速发展之后，对于统一的现代化模式构成挑战，也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构成挑战。深度全球化之后的多元主体崛起，必然带来多种叙事的兴起。而多元主体所产生的结构性冲突，又直接冲击了单一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
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已经很难回应当前全球化的结构性弊端。因此，2016年以来，西方进入“民粹周期”，开始推崇极端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思想，试图再度构建一个历史性的冲突情境，重新构建一个虚拟的冲突对象。这种历史冲突情境，在20世纪历史上并不陌生。尤其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风险”与“危机”的二重影响不断再现。二重影响带来的核心问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更加多元化和自主化的全球发展过程。
除了西方世界自有的结构性叙事弊端之外，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义不能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形成，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之变，超出了西方世界的认知和预期。但是，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多重影响，西方对华认知一直停留在自我想象的阶段，带有很强的政治、文化成见，进而延伸到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偏见。
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当前西方主流舆论抱有较强的对立意识。无论是20年前的“中国威胁论”，还是当今的“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都是西方叙事观的一种投射。中国现代化发展之后，对西方为中心的传统全球化体系是否构成冲击，西方如何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都成为问题。因此，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历史歧见、政治偏见和地缘成见进一步加剧了美西方叙事对我国的围堵攻击，在一些特定敏感议题中尤为严重。
◆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中国传承
从内因上看，中国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也面临着自我构建和自我超越的问题。中国并非没有叙事体系，但是缺乏符合当前国家发展需要的叙事体系，也缺乏适应当前传播环境的叙事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需要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这其中的关键，是以更新完善历史文本，构建历史性的战略体系。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叙事，要完成体系化建设，需要把我们熟知的概念，与我们的实践行动、理念愿景相结合。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张，更进一步凝练了过去十年中国的伟大实践。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历史传承，实现当代有效构建。
首先是历史与现代的调适。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演进中，中国的叙事体系一直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完整性，是全球少数叙事体系不受外来影响而中断的体系，基于传统文化、道德和治理模式的历史的确为现代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传承。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于新型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一种推动，这其中的挑战、风险和我们的预期，都是现代式的。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人类文明共同体构建，都带有新时代全球发展的普遍特征。因此，叙事体系要将历史传承和现代要求相结合。
其次是文明与国家的调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意义的现代主权国家建设，文明发展深深植入了国家建设。部分学者以文明型国家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意到了文明这个单位在中国叙事中的重要性。文明的叙事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浸润能力，国家的叙事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构建能力。一个永续文明的国家，必然尊重历史传承，理解表达习惯，才有可能更从容地用国家主体，来实现文明叙事和国家主张的统一。
同时，还要注意集体和个体的调适。当代国际舆论，处于一个集体和个体关系不断变动的政治环境中。个体的崛起、群体的强大和社区的意义越发突出，甚至会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特殊变量。基于群体叙事的中国故事，也充满了个体的情感和选择。传统的中国叙事，善于讲集体的力量，对个体的特殊性关照比较少。而随着全球媒介的发展，平台型媒体对于个体的传播能力、接受习惯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集体和个体的调适，完成“我们”和“我”的故事打造，关注不同个体在历史大潮中的休戚与共，也就能更好地展示自己，说服世界。
尤其是十年来，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是全球安全倡议、发展倡议、文明倡议的首倡者，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践行者。这些主张的背后，是中国对自身的全球角色进行定义。我们通过自身的历史和全球发展的历程，充分认识到安全、发展、文明的重要性，也前瞻了命运与共的世界未来发展方向。这些都是当下我国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的重要示范。
因此，外部环境要求中国在叙事体系建构时，更重视挑战和检视，自身传承要求中国在叙事体系建构时，更重视调和与主动建构。我们固然要重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但是，首先要完成符合自身需求的建构。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叙事体系，具备了足够的资源和信心进行自我建构。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首先是自身发展的镜像。一个国家先要完成自塑，才能有效通过国际传播实现效果的最大化。国际传播也要首先解决“我是谁”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如何表达的问题。而通过叙事体系的构建，更进一步看出自身的文化自信、文明传承和发展道路。因此，叙事体系的构建，也是一次对中国形象的体检，有着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