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英并不企图勾勒出福州历史名人全景图，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颇有难度之事，她所做的是借《榕城之上》呈现出她眼中她脚下她心里的福州历史人物图谱。对笔下提及的人物，她亦不做一生事迹之梳理，只是截取其中与某些历史事件、某个历史节点相应和的某一段进行工笔描摹，力求精气神圆满。
梳理福州的历史，三坊七巷注定是无法绕过的显赫存在。《书香盈盈满坊巷》着重刻写林旭、林觉民、沈葆桢、林则徐、严复、林纾等历史人物，描摹出他们或哀伤或无奈或激荡或悲壮的人生画面，勾勒出晚清与近代难以预料的风云变幻。写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亦即写福州的城市性格或特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固然没错，一方人决定着一方水土的精神属性同样确凿。
“缘何24岁就将生命如此挥洒，缘何临刑前菜市口仰天长啸的‘君子死，正义尽’让世人为之侧目惊颤，‘六君子’中最年轻的四品卿衔充军处章军林旭，与林觉民一样，因舍生取义的革命者气度风范而名垂青史矣！”写同样英年早逝的林旭与林觉民，无疑让福州多了几分浓烈的英雄气。英雄气背后是家中发妻的早逝，林觉民妻子陈意映于丈夫死后两年郁郁而终，林旭妻子沈鹊应在丈夫死后一年服毒自尽。君为国家而亡，我为君而亡，皆为了心中所爱，如此说来有何遗憾？徒留后人肝肠寸断。这几个人物中留着长辫子行走于民国岁月的林纾长期为人误解，许多人以为他就是顽固不化、愚忠不悟的典范。然而，他却是侠骨柔情之人。他收养资助亲友孤儿十几人，他同情风尘女子竭力提倡女学尊重女权。这些文字颇有为林纾辩解的意味，辩解并非把他塑造成完人，而是把他身上真实的许多面展示出来。
写的虽是林纾，只是福州近代史上的一个人，却有钟红英求真较劲的意味在里头。不是和历史较劲，而是力求真实的探究欲在暗暗催动她写出。《榕城之上》虽是散文集，却因笔尖于历史中来回往返、自在穿梭而多出几分考究、查证的意味。这是做学问的姿态，非长年累月的案头考证训练与行走田野的细细查看无法办到。
遇见这些古人，如走进古时候的榕城，令人身临其境。与古人对话于此竟成为可能。听清朝使臣齐鲲讲述在琉球国一百多天行旅中的所见所闻，他们是如何为先王谕祭、追封故王、册立新王的；听陈宝琛讲述如何连上两道奏折，据理力争，帮护军讨回公道，由革职发配转为打三十大板的；听叶向高讲述如何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一次又一次最终多达六十二次的；听严复讲一讲他是如何从马尾船政学堂走向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被他们人格魅力折服的同时，读者对福州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此一来，走在福州喧闹的街头、跻身聒噪的人流中，才不会视眼前的福州为唯一的福州、无源的福州。一座城市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与特定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紧密相关。今生源于前世，当下源于历史。
有趣的是，这些不同时代的人齐聚《榕城之上》，会面于榕树之下讲述各自的遭遇与经历。他们被钟红英一起“请”进这本书里，担任各自章节的主角，为支撑起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共同参与以福州悠久历史为主题的大合唱。当然，它们只是福州漫长历史中的某一个瞬间或画面，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序言《一座名为“榕城”的城》之末尾，作者写道：“我找到了一些，写下了一些；一些顺手牵来，一些磨磨绊绊，还有一些仍然深藏在某个幽深的角落，只等着岁月去把它重新唤醒。”这是钟红英对自我写作的期待，也是她面对浩荡深邃历史的自知之明。正因为如此，她在梳理史料、了解史实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想象才是适时出现的、隐忍克制的，没有漫溢开去。以杨淑妃与两个小皇子为首的宋室君臣，仓皇南来落脚于林浦村，与此同时三十多万军民将士驻扎在平山的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这一年中风景最佳的时节。闽地靠山面海的风光该能给他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以些许抚慰的吧？“就把濂江书院边的这座大宅子定为行宫吧！它面江而立，坐南朝北。那远远的北方，不正是临安？不正是汴梁？坐在这里极目北望，浓烈的思乡之情与家国之恨每每涌上心头，痛入骨髓。”
常常且不由自主地，钟红英会心生对古人的体贴之意，甚至把自己与古人合二为一。古人即我，我即古人。它表达的不是对古人的敬意，而是把古人视作特定背景中活生生的人，于是他们的苦痛、伤痕、身不由己、黯然神伤统统切近可解。这份体贴，源于今人深知生活的不易与历史的纷繁。“它们固然陈旧、残败，甚至支离破碎，但只要有一丝丝光，它们便有了一些动人的姿态，便让整个城市从此鲜活生动了起来。”放在《尾声》最后一句亦即整本书最后的这一句，道出钟红英写作此书的初衷与目的。因历史人物而追寻，因追寻而更亲近历史。行走于山山水水之间，爬梳于文献典籍之间，钟红英吸纳山水灵气、见识历史风烟，这是她最自足也是最壮阔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