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州得而复失，宋师兵溃符离，史称“符离之溃”，也就是隆兴北伐之败——这是宋孝宗时唯一的北伐。如果说，“符离之溃”的主因是邵宏渊“耻于功不自己出”而不断搅局并不过分，那么，隆兴北伐之败的主因恐怕就不能归之于邵宏渊了。宿州之地，宋军可以得而复失，为何就不能像金军那样失而复得？宋孝宗既有“恢复”之志，就得有屡败屡战的思想准备，要经得起胜，也要经得起败。但他没有将“符离之溃”只当作隆兴北伐的一个战役。宋师打下宿州，他很高兴；宋师兵溃符离，他就不想再战。
侍御史王十朋曾向宋孝宗进言：“臣谓今日之师，为祖宗陵寝，为二帝复仇，为二百年境土，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亦当内修，俟时而动。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王十朋之进言，就是希望宋孝宗锐意恢复中原，但宋孝宗没有像王十朋说的那样“俟时而动”，倒是因为“符离之溃”的这“一衄”而“为群议所摇”了。于是“帝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急于求和的“汤思退当国”，成了秦桧第二。
隆兴和议并不很顺，金人提出的条件相当苛刻，因为他们是战胜方。宋孝宗的底线是：“四州地及岁币可与，名分、归正人不可从。”所谓的“四州”，乃是江淮地区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所言“岁币”即战争赔款；所谓的“名分”，即金宋关系的定位；所谓的“归正人”，就是由金归降南宋之人。就这四条，也反复谈了几次，割地又增加陕甘地区的秦州、商州，由四州增至六州，金方唯一“退让”的大概是“名分”，即答复“通书称叔侄”而不再是“君臣”。宋孝宗致信金主自称：“侄宋皇帝冲，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金主复书自称“叔大金皇帝”，不书“谨再拜”，而曰“致书于侄宋皇帝”，成为双方书信来往的固定格式。
宋孝宗诏谕“归正官民”说：“朕遣使约和，首尾三载，北师好战，要执不回。朕志在好生，宁甘屈己，书币土地，一一曲从。”看来，他自己对此结局也是很不满的。因为隆兴和议使南宋失去的东西不少，光是割地四州，用右正言陈良翰的话说，“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何况此后又由四州增至六州，何况除了“书币土地”，更有军民人心和国家尊严之失。
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宋孝宗“符离之溃”之后，能听取侍御史王十朋之言，“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首先弄清宿州得而复失之原因，对因为“耻于功不自己出”而不断搅局的副招讨使邵宏渊及其他有关人员予以军法处置，从而吸取教训，严肃军纪，重振军威，“俟时而动”，继续北伐，依然有望反败为胜。勾践复国，就是一个先例。
史家对宋孝宗的评价很高，其中一条是锐意恢复中原。我想，当他“去秦桧党”，并开始为岳飞平反昭雪，当他重新起用主战的老臣张浚，发动隆兴北伐之时，或可称为锐意恢复中原，但这时间相当短暂。当他变隆兴北伐为隆兴和议之时，已经失去这种“锐意”了。即使他没有一味地倾向主和派，还曾严厉指责汤思退：“金无礼如此，卿犹欲议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议论，秦桧不若！”吓得“思退大骇”，所谓“锐意”也得大打折扣。
有史家言，隆兴和议，使南宋与金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这种和平，是“北师好战”威逼下的“和平”，也是南宋忍辱“曲从”的和平。倘若隆兴北伐反败为胜，南宋以胜利者的姿态与金和议，不但不会再有六州之地之被割，而且中原之地可复，靖康之耻可雪，南宋或许又会变为大宋，宋与金之间，不会再是什么“君臣”关系或“叔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