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阜平县公安局 张新月
整理：张志青
抗战初期，阜平这片红色热土是一个让热血儿女冲破封锁，向往而奔赴的地方。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县成立，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11天后，聂荣臻司令员率军区机关迁至河北阜平，从此，这座太行山脚下的小县城，便成了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
1938年初，各根据地陆续建立起公安保卫组织，并普遍建立起了群众性保卫组织——人民自卫队，协助公安机关做好锄奸、维持地方治安工作。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为加强根据地公安保卫组织的统一领导，1939年6月25日，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在阜平县成立。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我党一边战斗一边清奸除特。《阜平下庄村反国特斗争的经验》这份档案详细记述了我党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智斗国民党特务的故事。
当时，阜平县一区凹里村的副村下庄村，是一个只有 11 户人家的普通村落，表面看似风平浪静，背后却暗流涌动。村民李应堂、抗勤干事王泽生等人，在造累税时故意少报迟报，并在动员群众义务兵役时，故意与村干部“唱反调”，甚至差点动手。这样的反常举动，不禁让我党人员起了疑心。
不久，国民党联办处的“先生们”搬来下庄村，表面上对老乡和蔼可亲，也在不同场合利用花言巧语宣称自己是一起抗日的，希望大家给予帮助，以此使干部群众放松了警惕。
然而，真正的破绽出现在反扫荡的烽火里。当老乡们背着铺盖逃进深山，联办处的人却在村里生火烧饭，几个“高级先生”也趁乱溜进敌占区，转眼就成了替鬼子喊话的汉奸。更荒唐的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康教生竟站在大白山顶，对着扫荡的日军飞机宣读“曲线救国”的传单。
种种迹象表明，下庄村已成为国民党特务破坏抗日的据点，开展反特斗争刻不容缓。我党认识到，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是斗争胜利的关键，于是便在凹里村组织了儿童宣传队，跳秧歌舞，打霸王鞭，节目语言以“童言无忌”作掩护，把反特宣传变成了人人会唱的顺口溜，令特务们想躲躲不开。
与此同时，区干部隔三差五来村里蹲在老乡炕头上“拉家常”，不讲大道理，只说所见事，就像剥玉米一样，一层一层地把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给揭露出来。乡亲们渐渐明白，那些笑脸相迎的联办处人员，原来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
为对付“老狐狸”李应堂，区干部更是想尽办法。知道他爱喝酒，村长便借故拎着酒瓶子找他聊天，希望套出村里特务信息及证据，然而关键时刻他却突然酒醒、矢口否认。
眼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区派出所所长话锋突转，一边盯着台下的李应堂，一边一桩桩、一件件数着联办处的“旧账”，并质问背后是谁在撑腰？此时，李应堂的脸从红到白、从白到青，最后埋在膝盖里不敢抬头，而旁边几个“嫌疑分子”也跟着在发抖。
真正让局面打开的，是12斤消失的存盐。反扫荡时王仁章负责保管公盐，一夜之间少了12斤，谁问都说是“被老鼠啃了”。区干部抓住这个把柄，让治安员假装送他去区政府，半道上让村长出面当“和事佬”劝说，最终在政策高压和温情感化下，王仁章哆嗦着交出了国民党证，还供出村里有 11 个同党，并配合回村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没过三天，这些人捧着党证前来认错，连最顽固的王泽生都哭着说“都是李应堂骗了我们”。就这样，11个特务转眼瓦解了9个，剩下的两个也成了过街老鼠。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些党群一心惩恶锄奸的事例，使得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情绪十分高涨。联办处的人和阜平县党部的国民党员都感到十分恐慌，特务头子郝胜和潘元生也想潜逃投敌，但由于我党的严密监视和岗哨严查，特别是村里男女老少都成了“岗哨”，下地干活时捎带观察路上的可疑情况，在家做饭时紧紧盯着陌生人的一举一动，就这样，任何一个国民党员和特务分子的行动都被秘密监视，想逃也逃不掉。
下庄村的故事像面镜子：特务再狡猾，也逃不过群众的眼睛；阴谋再隐蔽，也躲不过阳光的暴晒。下庄村反特斗争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智慧破解困局的经典范例。当年咱们用“发动群众、分化瓦解、精准突破”的招儿，在 11 户人的小山村打赢了反特战，今天依然要记住：人民群众，永远是守护平安最坚实的防线和最可靠的力量，这份来自战火岁月的斗争智慧，将永远照亮我们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