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民
1996年仲秋，北方的山已经被风染成枯黄。我随指导员张文相驾车驶向龙王庙乡的深山处。车行山路，颠簸得人骨头缝儿发酸。指导员是军转干部，那年53岁。他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习惯性地搭在挡杆上——那姿态，仿佛驾驭的是坦克。他递给我一块烤过的白薯干：“垫垫，出现场得先有底气儿。”作为一名刚走出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偏远派出所，我心有不甘。
车过山梁，浓烟陡然撞入视野。山坡上，一道焦黑爬过杨树林，幸好燃到河边止住了。余烬在风里打着旋，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草木灰与土味儿。指导员刹住车：“走，攻山头！”
那时的派出所没有勘查设备，只有一台海鸥胶片相机。山坡一片狼藉，脚下是残火的灰烬，踩上去腾起呛人的烟尘。指导员忽然停下脚步，在一块裸露的山石旁半跪下去，俯身贴近地面，几乎用鼻尖去触碰那焦煳的泥土，手指在灰烬里细细翻掘。风卷着未熄的火星和灰烬扑打在他的脸上，他眯着眼，眉头紧锁。
“看这儿！”他低沉的声音穿透风声，指尖拨开浮灰，捏起几根蜷缩如炭的草棍儿，又捻起一点与众不同的黑土。“瞧这草，焦得最透。再看这石块儿，火舌舔过的！”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循着隐约的痕迹，拨开更多灰烬，最终在坡下一处田埂地边，找到一小截尚未焚尽的玉米秸秆。
他直起身，目光投向山坳里几户零散的农家院：“火苗是会飞的！”他看着这半截秸秆，指着秸秆黑炭处，说未被烧黑的另一侧是过火的方向。“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干”，他的这句话，在那一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走向离火点最近的那处土坯院墙。
一个穿着破旧蓝布褂子的老农，正佝偻着腰，用木杈翻动院角堆着的玉米秸。见我们（公安）出现，他手中的木杈“哐当”落地。
“我是派出所的张文相。山上这把火，清楚咋回事不？”他言语铿锵。老农姓李，嘴唇哆嗦着：“风……风太大，不知道从哪儿烧过来的……”
“老李，事情不大，先跟我们回所里，配合调查一下！”
派出所的平房低矮陈旧，审讯室的灯泡光线昏黄。老李坐在木凳上，双手捂着膝盖。指导员把那截焦黑的玉米秸秆轻轻放在掉漆的木桌上，像投下一枚关键的棋子：“老李，这秸秆，是你家地头的吧？”老李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反复嗫嚅着“风太大”。
沉默了片刻，指导员拿起桌上那个军绿色的搪瓷缸子，倒了满满一缸热水，轻轻放在老李面前的桌上。水汽氤氲升腾，在冰冷的空气中撕开一道温情的口子。他没有坐回对面的椅子，而是拖了张凳子，侧身坐到老李旁边，距离近得能看清老汉脸上每一道被山风和岁月刻下的纹路。
“老李，”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倒像在同一个老弟兄唠嗑，“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燎荒清地边，老辈儿传下的习惯。”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老李那双骨节粗大、沾满泥土的手上，“可你想过没有？咱们这山，柴草厚，今儿风要是再邪乎点，火星子钻进了山林，或者卷到山下，烧了别人家的房子……老李啊，那咱们可赔不起啊！”他不再看老李的眼睛，反而从旧公文包里抽出被烧了一半的石子儿、草棍儿和未燃尽的火柴杆儿，摊在桌上。
老李的目光死死粘在那片刺目的焦黑上，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仿佛那焦黑色的背后的火苗复燃起来，热度灼伤了他的眼、烤热了他面庞直至全身。他猛地抬手，用粗粝的手掌狠狠抹了一把脸，浑浊的泪水却止不住地从指缝里渗出来。“张同志，是我、是我鬼迷了心窍！火、火，我不该心存侥幸燎地边啊！”他哽咽着，肩膀塌了下去，仿佛被那焦黑彻底压垮了。
因为损失不大，老李年过七旬，我们将他送回家，等待进一步处理。
“干公安，光凭条条框框和年轻气盛，不行，”返回时，指导员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需要更懂这片土地上的人，懂他们的难，懂他们的怕，懂他们那些磨不开的老理儿和老习惯。”他转过头，“案子要破，人心里的疙瘩，也得想法子给它解开，这才是咱的本分。”
回程的吉普车在寂静的山路上颠簸，清冷的月光洒进车窗，勾勒出指导员如山石般沉静的侧影，鬓角的白霜在月色下愈发刺眼。我忽然懂得了“老公安”的分量——那并非仅仅是档案里的年份累积，更是将双脚深扎进这方土地的泥泞里深触民情，在焦黑的灰烬中俯身去明辨是非，在日益复杂的关系里判明善恶。那是一种在混沌中凿出光明的笨功夫，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硬本事。
在北方深秋的寒夜里，那次和指导员的出警，照亮了我从警之路的崎岖轮廓，以及这条通往人心的、更为幽深漫长的征途。
（作者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