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编修不可忽视的江右力量（上）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记载了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共1362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以“以史为鉴”为核心宗旨，系统总结历代王朝的兴衰规律、生民休戚与治理得失，自北宋成书以来，一直被后世历代治国者、史学家高度推崇，被誉为“皇帝教科书”。

后世几乎所有通行版本的《资治通鉴》，封面作者署名都只写司马光一人，普通读者往往将这部皇皇巨著的全部功劳归于司马光。但真正深入研究过这部书编纂史的人都知道，它绝不是司马光一个人闭门完成的作品。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奉旨开设专门的书局修史，英宗特许他自主挑选馆阁英才作为助手，前后历时19年才最终完稿。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坦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这部巨著能达到如此高的史学成就，离不开三位核心助手的全力付出：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都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史学人才，各自负责不同历史阶段的史料长编编写，为司马光最后的统稿删定打下了不可替代的坚实基础。其中，刘恕是江西筠州高安人，刘攽的籍贯为北宋临江军新喻（即今江西省樟树市黄土岗镇荻斜墨庄刘家）。

刘恕：《资治通鉴》公认的“全局副手”

刘恕，字道原，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生于筠州高安，元丰元年（1078年）病逝，年仅47岁。《宋史·刘恕传》记载，他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皇祐元年（1049年），刘恕参加进士考试。在“讲解经义”环节，他以《春秋》《礼记》为核心，对考官提出的20余个疑难问题，按照“注疏梳理—异说辨析—己见阐发”的逻辑层层作答，对答如流，被主考官直接擢为第一，名动京师。后来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义，再次拔得头筹，被赐进士及第。

刘恕毕生笃好史学，《宋史》评价他“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当时北宋学界以科举经学为显学，史学并非士人治学的主流方向，很少有人愿意花精力通读上下千年的史料，唯独刘恕沉心其中，对历代治乱兴衰、郡国山川沿革、岁月日时先后，全部烂熟于心。“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冰玉堂记》中评价他，与人谈论历代史事，就像讲述自己家乡里闾族党之间的日常琐事一样熟悉，连司马光、欧阳修这样的当世史学大家，遇到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

治平三年，宋英宗下诏命司马光组建修史团队，司马光当即向英宗表态：“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刘恕由此成为司马光第一个点名入选的核心修书人员，被任命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被后世史学界公认为《资治通鉴》编纂的“全局副手”。在书局中，司马光遇到所有“史事纷错难治”的部分，均交由刘恕处理。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的历史，政权林立更迭，史料讹谬缺落最为严重，司马光明确表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将这部分全书最难梳理的时段全权托付给他。

刘恕在修史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被后世史料明确记载的考辨细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之《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记录，有一次刘恕与司马光一同游历万安山，道旁立有一块记载五代某位将领生平的古碑，同行的人都认不出碑主身份，刘恕当场完整说出了这位将领的籍贯、历任官职、战功及最终结局。回去后众人查验旧史，发现记载与刘恕所言完全吻合。

在梳理三国史事时，刘恕为了核实《三国志》里一处关于诸葛亮北伐的祁山地理记载，遍查书局所藏东汉、魏晋地理典籍与地方志，甚至专门托人从外地借来当时十分罕见的古本《水经注》逐页核对，前后花了半个月时间，最终把这条沿用了上百年的讹误记载纠正过来。司马光看到他整理的考异条目后，当场赞叹：“书局之中，唯恕能理此细碎史料，丝毫不差。”熙宁九年（1076年），刘恕为了和司马光当面商讨修史过程中积累的数十条疑难问题，从江西出发水陆兼行数千里，远赴洛阳，在司马光的西京留司御史台书局里滞留数月，日夜校勘史料，返程途中得知母亲病故，悲痛交加感染风寒，最终中风瘫痪，右手足偏废。即便身染重病，刘恕仍坚持修史：病痛稍缓则伏案执笔，病势沉重则口授儿子刘羲仲笔录，始终未中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