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10月，赣西的风已经裹着樟树的清苦香，从宜春的街头巷尾漫出来。我刚从部队退伍，二十一岁的年纪，口袋里装着二十块钱——那是整整两年省下来的津贴，叠得平平整整，在洗得发白的军装口袋里，像一小团温热的月光。
那是我第一次来宜春。车停在东风大街的路口，尘土还在车轮后打着旋。我攥着那二十块钱下了车。脚下的柏油路晒了一整个秋天，还留着太阳的温度，两旁的梧桐树把枝叶伸得老长，把整条街的阳光剪得碎碎的。供销社的玻璃门亮得晃眼，糖炒栗子的香气从巷口飘出来，自行车叮铃铃地擦着身边过去，车后座的姑娘扎着麻花辫，笑声落得满街都是。
我就这么沿着东风大街走过来，又走过去。从街头的邮电局晃到街尾的老照相馆，像只刚从山野里跑出来的小鹿，对眼前的一切都新鲜得紧。路过卖热汤粉的摊子，蒸汽裹着肉香扑到脸上，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二十块钱，最终还是把手收了回来。不是舍不得花，是那钱揣在怀里，像揣着部队里攒了两年的念想，总觉得随便花掉了，就像把什么珍贵的东西给打碎了。就这么来来回回逛了两个钟头，风把军装的衣角吹得猎猎响，口袋里的二十块钱，连角都没动一下。
后来我走回下车的地方，刚好碰到宜春水泥厂拖水泥的卡车。司机探出头喊了声“小伙子去哪”，我一抬脚就跳上了后车厢。卡车突突地往前开，风灌进我的领口。我摸着口袋里还完整的二十块钱，忽然懂了大人说的那句“不花就不缺”是什么意思——年轻的时候，人心里的劲儿是满的，兜里的钱哪怕只有一点，只要不随便往外掏，就觉得前路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敢闯。
再来宜春，是1985年。我已经穿上了警服，和同事一起到宜春车管所考摩托车驾照。那天的东风大街好像比三年前宽了些，自行车车流里混进了几辆崭新的摩托车，排气管喷出的青烟里，裹着日子往上跑的劲儿。考试完，我特意去看望退休的卢院长老两口。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指着我身上的警服笑着说：“当年那个揣着二十块钱在东风大街乱逛的小兵，如今也成了能扛事的大人了。”
从卢家出来，我来到东风大街，忽然就想起三年前那个徒步的自己。原来那时候我踩过的每一块地砖，吹过的每一阵风，早就在悄悄给我指明往后的路。
一晃四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如今我早就在宜春安了家。楼下的樟树还像当年那样，一到秋天就落满一地碎叶。儿子和两个孙子在客厅里追着跑，窗外的东风大街早就拓宽了好几倍，当年的供销社变成了如今亮着灯的大商场，街上的自行车换成了川流不息的汽车。可我总还能想起1982年的那个下午，一个二十一岁的退伍兵，揣着二十块钱在街头闲逛，兜里的钱一分没花，心里却装着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希望。
原来人生最奇妙的事从来都不是当年花没花掉那二十块钱，而是你当年在街头偶然落脚的那几步，最后竟成了你后半辈子扎根的地方。从高安到宜春，从徒步的小兵到牵着孙子散步的老人，东风大街的风记着所有的故事，那些没花出去的钱，那些没说出口的期待，最后都变成了怀里的儿孙，变成了脚下稳稳的土地，变成了这辈子最踏实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