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年关老家打麻糍，是一场隆重而又欢腾的典礼。
打麻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仅要全家总动员，还少不得左邻右舍互相帮助。洗石臼、洗木槌、洗箥箕、淘糯米、蒸糯米、捏麻糍……乡亲们即便平日里有矛盾和怨气，在这喜庆的忙碌中也会冰释前嫌。
灶膛里柴火烧得旺盛，大锅里热气蒸腾，木甑里的糯米香味比蒸汽和炊烟都飘得更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全都笑盈盈的，陶醉在这热闹的年味中。
打麻糍要选年轻力壮且反应敏捷的劳动力。在我家，二叔和三叔当仁不让。热气腾腾的糯米倒进石臼后，二叔挺起胸膛抡起木槌打下去。三叔在他对面弯着腰，手心里蘸着水，待到“咚”的一声过后，他就眼疾手快地翻一下糯米。打一下，翻一下，打得狠，翻得快，无缝衔接，配合紧密。有人开玩笑说：“往他手上打一下。”立即引来一阵哄笑。
待石臼里变成黏黏的一团，滑腻得看不到米粒的痕迹，三叔立即捞出来，用脸盆装了端进堂屋。小姑请来的七八个大姑娘小媳妇立即忙开了，双手抹点熟蛋黄和“油脚哩”（油罐底部的沉淀物），再抓起一把糯米团，双手来回倒腾几下，轻轻挤捏，拇指和食指之间迅速跳出一个个圆溜溜且大小匀称的麻糍，摆在箥箕里横也成排竖也成排，像稻田里的禾苗一样整齐。
我黏在小姑旁边，她懂我的意思，麻利地捏了一个塞进我嘴里。我迫不及待地咬下去，差点咬着她的手指。麻糍还很烫，我在嘴里翻腾了几下才敢咬，香糯弹牙，颇有嚼劲。
临近完工，妈妈端出一碗红糖水，招呼大家把剩下的糯米团捏进去泡了吃。一年忙到头，那些披星戴月，那些跌爬滚打，那些梦想和期盼，此时都因一碗糖水麻糍得到了抚慰，往日再多的辛苦，也都是甜的。
吃过麻糍，奶奶端来小半碗红粉泡的水，赋予我一项庄严的使命：给麻糍点红。我捏着乌桕壳，蘸了红水一个个点过去，麻糍立即开出一朵朵红色四瓣花，吉祥喜庆。
麻糍躺在箥箕里自然风干，大人并不立即弄来吃，但允许我们小孩子拿几个放到火笼上烤。麻糍鼓出一个个泡泡，这是吉利的兆头，我们欢呼着“暴崽了，暴崽了”。咬着烤麻糍，心里充满梦想成真的幻想。
正月初一早晨，家家户户都会煎一大盘麻糍。煎麻糍暴的崽更大，里面空空的，洒上白糖，甜香酥脆，全家老小吃得满嘴油光，满心欢喜。新年第一天的好心情，预示着一整年都会顺心如意。
亲戚间互相拜年，麻糍承担着馈赠与联系感情的载体。奶奶给我分派的任务是数回礼的麻糍，这家100个，那家80个。亲戚客套推辞，奶奶热情地塞给他们，说：“拿着拿着，越吃越有。”村里新婚不久的女儿带着姑爷归宁，大家都要端麻糍给他们，他们挑回去分给各家，这是贫穷岁月里的礼数和脸面。奶奶端麻糍时总不忘送上祝福：“顺顺遂遂，早点吃光眼酒（生孩子时提回娘家报喜的酒）。”
如今日子好过了，曾经过年时才能吃上的东西，现在一年四季都有卖，而且花样百出。那些藏在麻糍里的祈福和愿望都一一实现，令人欣喜和感叹。只是年味不像原来那样浓，尤其是打麻糍的仪式已多年未见，村里的石臼和大木槌也不知道流落到了什么地方。想起昔日打麻糍的热闹场景，以及吃麻糍时的满足和喜庆，乡愁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