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许不曾叱咤风云，却以皓皓之白立身，以拳拳之心为民，成为照亮时代的精神灯塔。明代循吏范衷，便是这样一座沉寂已久的廉洁灯塔，虽历经六百年风雨，依然吸引着当代的“追光者”跨越千里，追寻那份穿越时空的清白之光。
今年五月，因撰写《他因何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一文，我得以深入认识这位被《明史·循吏传》记载的廉吏。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心头：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土，才能培育出如此清澈的人格？怀着这份好奇，我从青岛出发，踏上了前往丰城市淘沙镇后坊村的旅程，躬身入村，只为触摸历史脉搏。
后坊村，这个隐于赣鄱大地一隅的普通村落，却是范衷精神血脉的源头。
村口，“抗日名将范荩故里”的石坊巍然屹立。范荩作为范衷的后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血洒疆场，不仅是其个人的“一抹红”，更是范氏一门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的壮烈回响。从范衷到范荩，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贯穿始终——忠于信念，勇于担当。行走村中，“刺史坊”默然伫立，石纹斑驳间，依稀可见当年的庄重。据《范氏族谱》记载，范衷为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历任广东昌化、浙江寿昌、安徽太和知县，终任河南汝州知州。无论身处何地，官居何位，他始终“勤于政事，廉洁自律，皆有惠政”。在昌化任上，他减免苛捐杂税，鼓励农桑；在寿昌期间，他兴修水利，造福一方；在太和县期间，他整顿吏治，清明风气；在汝州任知州时，遭遇灾荒，他更是变卖家产，代民完粮，次年被旌表为“贤能第一”。他以“天下廉吏第一”之誉载入史册，逝后入名宦祠享百姓香火，并入《循吏传》被尊为官吏的楷模典范。“生荣死祀”正是对其政绩最朴素的肯定。而“皆有惠政”八字，已是对一个地方官最高的评价。
透过泛黄的史料，范衷一生“终始清节”的廉洁形象逐渐清晰，我也得以在历史细节中还原其廉吏本色和精神肖像。他清廉自守，在朱元璋主导“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的明代官场中，他始终保持两袖清风。离任时，要么巷陌站满了送行的百姓，遮道泣留，呼号着追送数十里；要么数千人联名上书称其“公正清廉、勤慎宽恕”，恳乞朝廷留任。这与当时许多官员离任时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他一生清寒贫苦，勤俭节约，饮食只求能够充饥果腹，从不着华丽的丝织品，粗衣粝食，“虽困乏不自恤”，也全然不在意。更为难得的是，他教子有方，将这种清廉品格化为家风，通过言传身教，培育出两个同样优秀的进士儿子。二子范镛清廉仁厚，任刑部侍郎十七年，一心宽恕。两袖清风，三子范锳政声卓著，以才学闻名，时人评价“惟俭养廉”，实现了清德与才学的完美传承。村里的“双豸亭”记录着范衷“一门父子兄弟三进士”“一门四代五官宦”的佳话。村中古屋门楣上，“廉让家风”“廉让世居”的题字随处可见。这说明，在范氏家族中，清廉不仅是个人的操守，更已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然而，眼前的景象也令人扼腕：断裂的碑石散落草丛，有“别白是非有范公”之称的宋代名臣范应铃的墓志铭残片无人问津；范衷墓藏于荒山，墓室被盗，保护阙如。这些被冷落的文化遗存，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伤痛。站在范衷墓前，远眺连绵青山，我不禁思考：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何还要追寻这位仕途并不显赫的“天下第一廉吏”？
首先，范衷是干部清正廉洁的生动教材。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今天，范衷的事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告诉我们，廉洁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实践品格；清廉不是消极的不贪不占，而是积极的勤政有为。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从范衷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做到心中有民、行中有廉。其次，范衷是家风建设的优秀典范。他成功地将个人品德转化为家族文化，让“廉让家风”成为范氏家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范衷的家风传承启示我们：良好的家风是抵御腐败的重要屏障，是培育后代的精神沃土。再者，范衷是廉洁文化的精神符号。他用一生诠释了“廉吏第一”的真谛，激励着后人以民为本、勤廉奉公、为官清正、与人为善。深入挖掘范衷等古代廉吏的事迹和精神，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廉政建设提供深厚滋养。
回望后坊村，那些牌坊、古屋、断碑，以及范衷墓前的青山，共同构成了一幅深沉的历史画卷。范衷这座沉寂了六百年的廉洁灯塔，正等待着被重新点亮。我们应当行动起来，加强对范衷墓等文物遗址的保护，让物质遗存有所依托；深入挖掘整理范衷事迹，让历史记忆得以延续；建设廉政教育基地，让廉洁文化可感可触；加大宣传力度，让范衷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范衷这面明镜，照见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现实的诉求。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这座廉洁灯塔重新发光，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因为，一个能够铭记廉吏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