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0年一个寻常的11月午后，风里已带着赣地初冬的凛冽。
高安县城，这个被锦江滋养了千年的小城，一如往日的平静。谁也不曾想到，就在城东南那片不起眼的斜坡——江西第二电机厂的扩建工地上，一锹下去，竟叩开了一扇沉睡了6个多世纪的门扉。
工人们的铁锹触到了硬物，发出沉闷的异响。起初，以为是顽石，但当泥土被小心拨开，显露出的，竟是一方坚厚的青石板。撬开石板，黑暗，一股混着泥土与岁月的沉郁气息扑面而来。借着手电微弱的光束探入，所有的呼吸，在那一刻，仿佛都停滞了——光柱所及，是一片幽然浮现的、密密匝匝的蔚蓝。
那不是天空的颜色，也不是湖水的颜色，那是一种被时光浸透、被信念凝练的蓝，静静地、磅礴地，在尘封的黑暗中，流淌成一条沉默的星河。
消息惊动了文物部门。考古工作者们沿着临时架设的木梯，弓身进入这处椭圆形的窖藏时，仿佛步入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梦境。
没有棺椁、没有墓志，只有瓷器，完完整整、安安然然地伫立着，像一支等待检阅的、前朝的军团。它们秩序井然，分上下两层：下层是体量硕大的瓶、罐、壶，如沉稳的武将；上层是精巧的盘、碗、盏，似娴静的文官。而在那一片元青花、元釉里红之间，最夺人心魄的，便是那19件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
它们就那样立着，肩丰腹圆，器形雄浑饱满，透着一股草原帝国的豪迈气度。
罐身，是飞龙在天。那龙，非中原汉文化中温驯谦和的模样，它三爪、五爪皆有，身形矫健，怒目圆睁，须发贲张，在云海间奔腾追逐，带着蒙古人席卷欧亚的野性与力量。而承载这磅礴画面的，是那一片白中泛青的釉色，温润如脂，晶莹如玉，是景德镇高岭土与瓷石二元配方的精魂。其上，便是那惊世骇俗的“苏麻离青”之色。
这来自波斯钴料描绘出的蓝，是如此深邃而变幻莫测。它浓处，如墨玉，堆积成幽深的斑驳，那是“铁锈斑痕”，是异域矿石在华夏窑火中烙下的独特印记；它浅处，又如雨过天晴，清澈透亮，仿佛能窥见画工运笔时那沉稳的呼吸。
这蓝，沉静，却内里奔涌着激情；高贵，却不失质朴的元气。它既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典雅与含蓄，又是草原文明与海洋贸易风潮带来的奔放与神秘。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就在这泥与火的艺术中，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窖藏的主人是谁？为何将这些珍宝仓促掩埋，却又再未归来？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元末那场翻天覆地的农民起义浪潮。
高安，当时隶属南昌，是红巾军与元军反复争夺的要冲。可以想见，在某个烽火连天的日子，或许是位威震一方的蒙古贵族，或许是位富甲一方的驸马都尉，在不得不仓皇逃离的前夜，命人将府中最珍贵、最不易携带的瓷中重器，小心翼翼地埋入地下。
他一定想着，不久之后，战乱平息，便可重返故园，让这些珍宝重见天日。可他再也没有回来。历史的洪流吞没了他的踪迹，只留下这个地下的宝库和一个永恒的谜题。
然而，高安窖藏的发现，其意义远不止于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它更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世界的陶瓷研究领域，激起了层层涟漪。
在此之前，世人谈及青花瓷，言必称永宣、康乾。元代青花，因其存世稀少，且在汉族文人的笔记中记载寥寥，长期处于一种“半传说”的状态。甚至有不少学者怀疑，如此成熟、精美的青花瓷，是否真的能在蒙元时代诞生。
高安元青花的大规模、高质量、成系列地出土，如同一道强光，彻底驱散了这层历史的迷雾。它雄辩地证明，元代不仅是青花瓷的成熟期，更是其第一个艺术高峰。
那雄健的造型、繁密的纹饰，以及将波斯蓝与中国白完美结合的审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陶瓷时代。高安元青花的发现，改变了陶瓷史的书写。它让我们明白，景德镇在元代，凭借其“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包容，已然成为世界的瓷都。那些销往中东、西亚的“至正型”青花瓷，并非特制的“外销品”，其本身就是在多元文化交融下诞生的、顶级的艺术结晶。
高安窖藏，便是这顶级结晶的代表，是那个“全球化”雏形时代，最生动的物证。如今，这些珍宝被供奉在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中，享有国宝的尊荣。
每每隔着那冰冷的、绝对安全的玻璃展柜凝视它们，人们依然能感到那股源自6个世纪前的、灼热的生命力。
它们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时间的容器，盛放着元末那段惊惶的岁月，盛放着无名匠人倾注的巧思与汗水，盛放着欧亚大陆上文化与技艺的奔流与碰撞。
那一抹窖藏的幽蓝，终于重见天日。
它从历史的幽深处浮现，不再是为了某个王公贵族的私享，而是为了向今天、向未来的一切生灵，昭示一种文明的气度——
那是在动荡中坚守的从容，是在交融中创新的智慧，是泥与火淬炼出的、不朽的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