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怀揣着憧憬与梦想，我告别父母，踏入中学校园，开始了初中求学生涯。
尽管家里离学校只有六七里路程，但由于地处边远山区，当时还没有进山公路，往返家校的唯一方式就是靠双腿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翻山越岭步行。因此，住校成了唯一的选择。
学校条件十分简陋。我们上课、住宿都在一栋破旧、阴暗的两层砖瓦房里：一楼是教室，地面没有硬化，到处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课桌都很难放稳放平；二楼是所谓的学生宿舍，木板楼面，没有床铺，睡的是地铺，而且还是通铺，一间3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往往要挤五六十人。学校食堂是盖在大礼堂旁边的一间低矮瓦房，里面除了一个大炉灶、一个大水池、七八个蒸盒饭用的方形大笼床外，再无其他设施。食堂为我们住校生提供的服务，仅仅是蒸盒饭，并不售卖菜肴。所以，每逢星期天下午返校时，我们除了要带上够吃整整6天（当时尚未实行双休制）的大米、红薯外，还要拎上两三罐在家里已经炒好或蒸好的干腌菜、干萝卜、干豆角、干辣椒……这些干菜虽然耐储存，不易变质，但秋学期的九、十月和春学期的五、六月，由于天热温度高，仍难免变酸变馊甚至发霉。即便如此，我们也无可奈何，只能皱着眉头，就着米饭咽下肚子。毕竟，对于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孩子来说，能吃饱饭坐在教室里读书，已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了。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依然缺衣少吃，我们乡下人家除了过年，平时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荤腥。自然而然，住校生中也很难见到有人带荤菜。读初二那年，我家的两头生猪不幸染上了“饱潲瘟”，父亲心急如焚，连夜打着火把赶去乡兽医站请兽医。可不幸的是，这两头都不到一百斤的生猪还是相继病死。在那个物资匮乏、防疫意识淡薄的年代，即便是病死的小鸡小鸭，在我们眼里都是改善伙食的珍贵美味，是舍不得丢掉的。我家这两头病死的“庞然大物”，当然更不会丢掉。起初，父亲的打算是将其中一头死猪卖掉，换钱后再去买两头乳猪回家饲养，另一头则留下自家吃。谁料想，因为死猪肉比食品站宰杀的猪肉卖得更便宜，又不需要使用珍贵的肉票便可购买，闻讯赶来的邻居你半斤他八两的，不一会儿就把一头猪“抢”光了。那些迟来没有买到肉的邻居，眼巴巴地站在我家门口久久不肯离去，缠着父亲要分一点肉给他们回家尝尝鲜。碍于情面，父亲只好又拿出半边猪肉卖给大家。尽管是死猪肉，但勤俭持家、过惯了苦日子的父母还是舍不得让我们放开肚子大吃一顿。那天，我们吃的都是边边角角的肉少骨头多的部位：红烧猪脚、辣炒骨子肉，而剩下的肉多骨头少的前夹肉、后腿肉、腰条肉则全部留了下来，用作熏制腊肉。由于生猪是打完针后不久死亡的，药水还没有被完全吸收、排泄，红烧猪脚和辣炒骨子肉中都还残留着一股很浓很浓的药水味，但我们一家人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记得，腊肉熏好后，我第一次将干辣椒炒腊肉带到学校打开菜罐子时，同寝室的同学都纷纷围了过来，眼里满是羡慕。吃饭时，我不好意思独自一个人吃，只好将装有干辣椒炒腊肉的菜罐子从木箱子里端出来，放在箱子盖上，让室友们一起分享。或许，室友们也是太久未尝荤腥的缘故，尽管腊肉中也还有浓浓的药水气味，但没有一个人说这肉不好吃。此后整整一个学期，母亲每个星期天都会炒一罐干辣椒炒腊肉或腌菜蒸腊肉给我，让我在室友们中出尽了风头。
住校是带不了蔬菜的，只能带干菜。那时，想吃上一点新鲜蔬菜，简直就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有一次，我英语练习本写完了，身上仅有的两角零用钱也恰好花光了。吃完晚饭，身无分文的我只好去学校附近一位走读的同学家借钱。我走进他家时，恰好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我一眼看到他家桌子上摆着的三碗菜——一碗白菜、一碗菠菜、一碗青椒炒鸡蛋，这与我菜罐子里那些早已吃腻的干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竟忍不住暗咽口水。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每当我回忆起住校的那段时光，尤其是那些关于菜罐子、关于干菜、关于带着浓浓药水味道的腊肉的故事，就如同打开一坛尘封四十余载的陈年老酒：初尝，浓烈呛人；细品，又醇厚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