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以及时间的久远，对于1930年9月底在袁州城召开的“袁州会议”，在时间等细节上存在许多争议及不确定性。同时，对当年入驻袁州城的部队驻扎情况也没有明晰的历史记载。本文意欲拨云见日，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寻事情的本真，对“袁州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入驻袁州城的情况作一个真切的还原。
1930年9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袁州城内的张天成药铺召开了一次总前委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作出了放弃攻打中心城市，改打吉安的正确决定，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从此开始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但是由于条件所限，以及时间的久远，会议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加之参加这次会议的革命前辈都已逝世，对“袁州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以及当时部队的驻扎情况没有统一的说法，因此留下了很多悬念。
在正规的出版资料中，都是把“袁州会议”的召开时间确定为1930年9月29日。如：
一、中共宜春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1993年7月出版的《中共宜春市党史大事记》（1919.5—1993.1）第26页：1930年9月29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张天成药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就回师再攻长沙、先打吉安还是先打南昌、是否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先打吉安，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同日午后6时，下达了红一军团向吉安进军的命令。
二、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宜春市袁州区历史（第一卷）（1921—1949年）》第164页：袁州会议是1930年9月29日召开的，会期一天。会议地点在上街（现宜春城东风路）张天成药铺。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李井泉等。会议针对多种意见，就红一方面军的行动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议题有二：一是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是打吉安，还是回师再攻长沙或打南昌、九江？二是红一方面军是否应该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
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又携中央8月29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师再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等同志在住地宜春城文昌宫与周以栗进行彻夜恳谈。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周以栗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随部队攻取吉安城。
三、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178页：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了统一思想，在株洲、袁州（今宜春）等地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9月29日，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到达袁州，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支持再攻长沙。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总前委在袁州又举行会议，经毛泽东等的多方说服，周以栗终于同意了总前委关于先攻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攻南昌、九江的决策。
从以上可以看出，袁州会议的召开时间是1930年9月29日，30日一早又召开了一次会议。
1969年以来，中共宜春县委曾多次组织力量，对“袁州会议”召开的时间、地址、参加人员以及会议的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抢救了一批“活”的资料。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使这项工作没有顺利完结。
1983年3月，江西省委征委“上饶会议”后，宜春县委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并指定县党史办的余远崇、阳友发和市委办的刘志荣同志组成专题征集小组，负责此项工作。6个月来，专题小组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对1969年以来的有关“袁州会议”的史料，全部进行了审阅；二是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去伪存真；三是六七月间亲赴北京访问了革命老前辈何长工，走访了中央高级党校、中央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人员。但由于权限所限，没有进入中央档案馆查阅到会议的原始记录。
以下是摘自对知情人或当事人访问的记录：
1.摘自1968年6月8日滕代远同志回忆：会议开了一天。
2.摘自1973年12月1日李井泉同志的回忆：记得那天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中间甚至都没有休息。
3.摘自1983年7月9日上午余远崇、阳友发、刘志荣对何长工的访问记录：部队于9月28日左右到达袁州城。
4.摘自1972年10月18日军事科学院《李绍群同志的谈话》：袁州会议是9月29日开的。
5.摘自1970年12月5日于抚州市宋裕和同志的回忆：1930年9月下旬，伟大领袖毛主席由萍乡到宜春，在袁州城内正街上的一个大药铺里亲自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袁州会议”。我为什么知道袁州会议是在这个药铺里开的呢？因为开会时间，毛主席要我和黄公略军长去接受任务。毛主席在那个中药铺里对我们讲：“你们要扩大多少红军，要筹多少款子呀……”
6.摘自1969年8月25日于吉安老红军王在梁回忆：“我们红三军是最后进驻袁州的。这次我们在袁州住了3个晚上。在袁州还召开了红三军士兵、地方武装和群众参加的军民大会，会议从早饭后开始，一直开到中饭过后才结束。毛主席、朱德同志到会讲了话。大会主席台前还扎了牌坊，挂了红布，用红纸扎了小花。”
7.摘自1969年6月11日于宜春赵自生同志的回忆：宜春岭（台）脚下不远有个坪（即箭道里）。1930年9月，毛主席就在这个坪里开了群众大会。我们部队有300多人参加。还有省苏维埃负责人和万载、太和、萍乡、安福、分宜等十余个县的苏维埃负责人参加。还有工会、妇女会、农协会、地方武装以及当地的群众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部队在会场周围做保卫工作，有二十几挺机枪散开在会场周围和山上、山下守卫着会场。
大会主席台是门板搭的，搭在靠山那边坪的边缘中段，台上有两张吃饭方桌，台前一张、台后一张，主席台前扎了牌坊，上面写了什么字记不清了。台上还有十余名青年战士持短枪、长枪做警卫工作。会议是在上午八九点钟开始的，毛主席站起来讲话，并向大家招手。
8.摘自1969年8月20日于吉安时任二十军连长邓战义同志的回忆：1930年9月，我们驻在袁州的第三天下午四点左右，召开了排长以上的军官会，二十军和四军是一起开的，我也参加了会。参加会议的人，有一两百人。毛主席、朱德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布置打吉安的。
从以上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红一方面军在袁州城的时间轨迹：
9月28日上午，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入袁州城。毛泽东随部队入城，驻城里文昌宫。
9月28日晚，红一方面军在袁州城里上街天成药铺召开总前委会，史称“袁州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争论激烈，以至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除了用餐外，应该还有过休息。因为会议中间，毛泽东叫宋裕和及黄公略去接受扩红和筹款的任务。
9月29日上午八九点钟，在箭道里坪上召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中午饭后。毛泽东、朱德参加大会并讲话。
9月29日下午四时，召开排以上军官干部会。
9月29日下午六时，毛泽东、朱德签发《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并在昌黎广场召开誓师大会。
9月29日傍晚，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到达袁州，带来中央回攻长沙的指令。毛泽东在住处与周以栗彻夜长谈。
9月30日早，仍在袁州城的前委又一次召开会议，通报毛泽东与特派员沟通的情况，确定继续执行“袁州会议”的决议，攻打吉安城。
9月30日早五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从袁州城出发，前往分宜县城。
由此可以推断：“袁州会议”的召开时间是1930年9月28日晚到29日晨，或是因为开会时间过长，或是因为会议争论太过激烈，为缓和气氛，会议期间作过休息。30日一早，因为特派员周以栗的到来，又开了一次会，虽然这次的参会人员少些，原来参会人员中的部分将领已返回部队，但这次会议由于有长江局特派员的参加与肯定，会议的级别更高、权威性更大。
那么，“袁州会议”召开期间，红一方面军有哪些部队入驻袁州城，又分别驻扎在什么地方呢？
经过8月23日的永和镇会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了红一方面军。这时的红一方面军有如下序列：
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两个军团。
红一军团下辖5个军：第3军，黄公略任军长，全军5000余人。第4军，林彪任军长。第12军，罗炳辉代理军长。第20军，曾炳春任军长。第22军，陈毅任军长。
红三军团下辖3个军以及炮兵团：第5军，邓萍兼任军长。第8军，何长工任军长。第16军，孔荷宠任军长。
此时的红一方面军总共是8个军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172—173页）。
另据载，1930年3月，红五军三、四两个纵队共20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攻下安福、新余、分宜以后，于3月23日，部队由分宜向西开进，围攻了宜春城（《中国共产党宜春市袁州区历史》第一卷）。也就是说，当时红军的军下辖的纵队有1000余人。
近百年前的历史，总是要在重重迷雾中去探寻。由于当时红军的条件，对当时的行迹也不能完整地作出记录与保存。要弄清楚3万多红军在袁州城的驻扎情况，也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会在大地上留下印迹的。我们总是能从历史的钩沉中，探寻到红军留下的坚定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