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句诗的气场”前，我先说“三句宋词的境界”。
当年我读中文和教高中语文时，总喜欢讲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提出的“人生三境界”，核心是以下三句词：
第一境界——立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代表确立目标、独自探索的起点。
第二境界——执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象征为目标全力以赴、不畏艰辛的执着。
第三境界——顿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指历经磨砺后，不经意间达成目标或获得领悟的境界。
这三句词不光是“人生三境界”，也是“爱情的三境界”，更是“做学问的三境界”，甚至还可以提出其他的三境界。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走过意气风发的春，走过策马扬鞭的夏，走过沉淀从容的秋，终究站在了温酒叙旧的冬。我又从另外三句古诗里面感受到了人生的气场。这三句诗分别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大风歌》）；“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采菊东篱下”（陶渊明《饮酒·其五》）。
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石破天惊！
这七个字，是带着风雷的。你只在心中默念一遍，耳畔便响起猎猎的风声，眼前便展开苍黄的天幕，天幕下的云阵狂放奔腾！这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喷薄而出的力量。它是帝王的心胸，也是时代的号角。读着它，我总想起那些巨大的汉代石雕——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那马是浑然的、粗粝的，没有精致的鞍辔，没有雕镂的鬃毛，只是一整块巨石，凭着匠人斧凿的寥寥数痕，那雄浑的气魄便磅礴欲出，仿佛随时会从千年沉睡中跃起，仰天长嘶。这便是汉唐的气场了，是征服，是开拓，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也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烂漫。它的一切都是向外的，像一张拉满的弓，像一柄出鞘的剑，寒光凛凛，要在这天地间争一个位置，要在这青史上刻一行姓名。这气场太强、太亮，几乎有些烫人，让我这等隔了时光、在笔墨里安身的后辈，既心向往之，又不禁想微微侧目，如同久处暗室的人，骤然见了正午的太阳，不免一阵眩晕。
风云激荡之后，天地便渐渐沉寂下来，换了一番景致。于是，第二句诗便幽幽地浮上心头，那是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
到这里，漫天的风云，化作了江南的蒙蒙烟雨；金戈铁马的喧嚣，也变成了雨打芭蕉的淅沥。这气场，不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内收束，收到一方小小的庭院，一叶飘摇的扁舟，乃至一颗坚韧的心里。这是一种经过淬炼的、将锋芒藏于钝鞘之中的力量。东坡先生一生坎坷，乌台诗案，三度贬谪，足迹遍布天涯。若换作汉人唐人，或许要“拔剑四顾心茫然”了，但他不。他将那满腔的豪情，化作了对一饭一蔬的珍重；将那些愤懑与不平，消解于友人的闲谈与夜间漫步的恬淡。“任平生”三个字，是何等的沉重，又是何等的轻逸。沉重的是那风雨的料峭，轻逸的是那“任”字的从容。这便是我更觉亲切的宋人雅韵了。它不是退避，而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坚守，是在逼仄的生存缝隙里，硬生生开出的一朵清润的花。这气场，是青瓷的色泽，是醇墨的幽香，是画卷上大片的留白，不着一字，而风流尽得。它不烫人，只温温地暖着你的手、你的心。
然而，无论是汉唐的向外征服，还是宋人的向内安顿，似乎都还在一个人世的“场”里。总还有些羁绊，是功名，是道德，是家国，是学问，像一张无形的网，轻轻地罩着。于是，便有了第三句，那仿佛来自天外，带着篱边露水与野草芬芳的——“采菊东篱下”。
这一句诗的气场，是全然不同的。它没有“大风起兮”的磅礴，也没有“一蓑烟雨”的韧度，它有的，只是一种极致的悠然。陶渊明不像刘邦那样要创造时势，也不像苏轼那样要顺应时势，他干脆，从“时势”这个局里走了出来。他释然了——功名于我何有哉？他转身走向东篱。那篱笆，便是他与尘世画下的一道清浅的界限。界限之外，是樊笼，是尘嚣；界限之内，是自然，是本心。他采菊，他见南山，这一切都是不经意的，是悠然的。这种气场，像空气，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无处不在，包裹着你，让你也渐渐松弛下来。魏晋的文人是敏感的，是痛苦的，正因看透了人世的虚妄与无常，他们才要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这气场，是山间的岚霭、林中的清风。你看不见、抓不着，但它能洗净你的肺腑、安顿你的惊魂。
夜更深了。窗外的城市依旧喧嚣，但那是一种嘈杂声势的热闹。我的心里，却因这三句诗的往复回响，而显得异常的安静与饱满。这三重气场，原来并非彼此取代，而是层层沉淀在我们血脉的深处。我们读“大风起兮”，是青春热血时，是在唤醒那沉睡的、对广阔世界的向往；我们品“一蓑烟雨”，是人到中年时，是在学习与自身遭遇的和解；我们默念“采菊东篱”，已是满头白发，是要提醒自己，在一切社会角色的背后，还有一个本真的“我”，需要一方自在呼吸的天地。
今夜，这三句诗的气场，算是将我深深地浸染了一遍。起身续茶，脚步多了些许悠然、些许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