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干”数年，1989年我终于拿到红卡、吃上商品粮。骑车载着满心欢喜回村迁户口时，本以为父亲会为我“跳龙门”而高兴，不料他却绷着脸递来户口簿：“迁出去，以后就分不到祖上的口粮田了。”那时我才懂，土地早成了父亲这辈子解不开的情结。
旧社会，爷爷家无片瓦寸地，12岁的父亲就给地主耕田打长工。新中国成立后分了田地，他成了“生产标兵”“种田能手”，奖状攒了一箩筐。可家里人多劳力少，年年都等不到新谷接陈粮。
联产承包后，父亲把责任田当新生儿般呵护。他的老把式看家本领派上了大用场，破了双季稻亩产超千斤的神话。祖宗八代连粮油证长啥样都没照面过的一家人，终于实现了粮食自产自足，与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画上了句号。
后来，随着我们兄弟陆续成家，家里人口田多了，父亲侍弄田地的劲头更足。哪怕两个弟弟在沿海打工，他也坚持把田地拢在一起自己种，没让我们三兄弟分过家。
1992年，政策允许家属“农转非”，我想把妻儿户口迁出，父亲却倔得很：“田地是农村人的命根子，吃自家粮才踏实！”一堆“死理”扔在我面前，我终究拗不过他，妻儿也没能赶上商品粮。
参加工作后我虽有了粮油供应，崭新的粮油证却一直束之高阁——父亲的粮，早已够我一家吃用。那些年，我有空就会买些鱼肉，带着妻子下田头地角，帮助父亲农忙双抢。看到我们一家人归来，父亲心情大好，总会倒上自酿的封缸酒。母亲则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我们爷俩过酒瘾。
我和妻子住镇上时，父亲总肩挑手扛，把新米、蔬菜、菜籽油和能吃一整年的红薯送过来，放下东西就往回赶，说“地里的活耽误不得”，还叮嘱我多给邻里和单位同事分些农家菜。看着他黝黑的脸和憨厚的笑，我又暖又愧疚。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时，父亲已70岁，却学起了用机械耕种收割，不仅没撂荒一寸地，还犄角旮旯去开荒，种瓜果去集市卖。靠着种地的收入，父母把青砖瓦房改成了小洋房，家境越来越殷实。
父亲的一生，始终没丢过那一亩三分地，直到他再也折腾不动，静静躺下，终与土地相拥长眠。
如今，父亲当年种在自留地边的三棵水杉已参天。我们兄弟在外打拼，回老家的次数少了，却听说村里人像父亲当年盼的那样：一边种地拿补贴，一边在村口工厂上班，偏僻田地也有人托管，人人都尝到了政策红利。
夜风吹进窗，我打开抽屉抚摸那本泛黄的粮油供应证，关于父亲与土地的记忆，就像田埂上的草木，在时光里扎了根，岁岁枯荣，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