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宜丰彭家屋，那个紧挨着新昌一小的老宅院。据族谱记载，我们彭家是乾隆五十年从炎岭迁来的。作为地地道道的新昌镇人，虽然未曾见过古城墙、牌坊、古市场这些大建筑，但那些遍布街巷的古井，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彭家屋周边星罗棋布着许多水井：横街井、柏树巷井、都天庙前井，稍远些还有宜丰饭店前的井。老辈人说，新昌镇鼎盛时期有三十多眼井，大多是清中晚期建造的。这些井台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滋养着整个城镇的生命。
离我家最近的当属“季园翁”井，就在新昌一小大门前。青石井圈不大，却被岁月磨出了深浅不一的沟痕，那是长年累月吊桶绳勒出的印记。井台不甚宽广，仅容三四人挨挤站立，台面早被鞋底蹭得光滑，暗绿的苔藓在下雨天让人不得不放慢脚步。这口井不仅因地理位置最近而亲近，更以清冽甘甜的水质闻名，常有远处居民宁可绕路也要来此取水。从我家到水井虽直线距离不过二十多米，却要穿过蜿蜒麻石路，走下几十级台阶，绕过几栋老宅。最是返程艰难，因我家地势高，挑着两桶水爬坡时总要歇上几回才能到家。
城里人挑水自有其时辰讲究。晨曦微露时，暮色四合际，这两个时辰的井台最是热闹。记忆中的晨光里，扁担压在肩头的“吱呀”声，水桶碰撞的“哐当”声，还有邻里间“吃了饭吗”的问候声，构成了小城特有的晨曲。
挑水是门真功夫。上好的杉木水桶，老竹制成的“上水”扁担被汗水浸润得油光发亮，讲究人家会在扁担两头缠上布条来防滑。打水的吊桶颇有门道，五六米长的棕绳末端系着铁皮箍就的小桶，双脚微屈呈八字站稳，将吊桶轻置水面，双手攥住绳索某处上下轻抖，那桶便在水面划出灵动的弧线。待桶口将倾未倾之际，忽听得“咕咚”一声闷响，手腕顺势一挑，小桶已吞进半汪清水。这时需将绳索徐徐提拉，让吊桶彻底没入水中，待水满欲溢时，便左右手交替收绳，每收一截都要将棕绳盘成规整的圆环。一桶清冽的井水就这样跃出井沿。老把式们打水，吊桶入水时几乎不溅水花，这手腕上的巧劲，没个一两年练不出来。挑水走路更要功夫，扁担在肩头要有节奏地颤悠，步子要稳，腰板要直。新手往往走不了几步就水花四溅，等挑到家，两桶水能剩下一桶就不错了。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刚开始学挑水时，大人们总会把水桶装个七八分满。即便如此，到家时裤腿、鞋子也总是湿透的。
井台从来不只是取水之处，更是街坊邻里的社交场。清晨的井台边，妇人们一边等着打水，一边交流着家长里短，谁家闺女说了婆家，哪户添了丁；男人们则喜欢在傍晚挑水时，蹲在井台边抽烟，聊聊新鲜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来水开始入户。先是机关单位，然后是临街商铺，最后寻常百姓家也陆续接通，此时井台也渐渐地冷清下来了，只有些念旧的老人还坚持来打水泡茶，说“自来水有股铁腥味”。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大部分水井已被水泥板封盖，只剩下“季园翁”井等少数几眼还在“坚守”。
新千年后的某个春日，我伫立在新昌一小门前，目睹施工队将“季园翁”井一寸寸填平。那一刻，耳畔忽然回响起棕绳摩擦井沿的“吱扭”声，鼻尖仿佛又嗅到杉木水桶特有的清香。这些鲜活的井台记忆，如今只封存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以消逝为代价的，古井的消亡是文明的代谢，就像老树褪下的皮，在脱落处，新的年轮正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