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新房有一面文化墙，摆放着黑白电视机、录音机、自行车等十几件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在这些摆件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还是那辆长征牌自行车。它，陪伴我读完三年中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县城的中师读书。县城离我老家大约10公里，不远也不近。然而，刚入学的我，从小没出过远门，每到周末总想回家。
那个年代，除了两条腿，更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号称中国家庭的“三大件”。因此，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很多家庭的梦想。
关于自行车牌子，有一句顺口溜：飞鸽快，永久耐，凤凰美，红旗牌子也不赖。这四种牌子的自行车，拥有任何一种，都不亚于现在人拥有奔驰、宝马汽车，令人兴奋和自豪。
一辆自行车，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不过，想拥有一辆自行车谈何容易。那个时候，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一般家庭买不到，也买不起。特别像我们农村人，想买到一辆自行车更是难上加难。
1986年春节前，父亲下决心要买一辆自行车，是因我回家难坐车的事而起。
开学不久，我从一位师兄口中得知，要想坐车回家，可以到县城朝阳门去爬拖拉机。因为老家是“砖瓦之乡”，这些车辆主要往县城建筑工地运材料。车子途经朝阳门时，会拐弯，也会减速。看见往老家方向的车，就可以去爬。
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太阳炙烤着大地，我从学校赶到朝阳门时，已汗流浃背。半小时后，一辆拖拉机出现了。一转眼，车子拐弯，我便跑到车厢后，两手抓栏板，双脚踩底梁钢板凸出部位，纵身一跃。由于用力过猛，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厢底铁板上。脸和胳膊先落地，擦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回家的路，那时是砂石路，高低不平。突突作响的发动机，震得耳膜发颤。尤其是，车厢颠得像蹦床，人晃来晃去。坐在铁板上，屁股被颠得都快不是自己的了。
快到家附近时，我不停地拍打栏板，叫破了喉咙，喊：“师傅，停车……”可不知司机是不是故意的，装作没听见，一直把我拉到离家足足十公里远的一家砖瓦厂。
等我拖着伤痛的身体步行到家，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父亲看到我的脸和手擦破了皮，又满身疲惫的样子，不停地安慰我，并用那双粗糙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没事！”此时，我感觉到父亲很伟岸。
也许，是出于我的人身安全考虑，父亲便对母亲说：“看样子，这个自行车得买。”
我心里清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辆名牌自行车的价格大约180元，这对于我们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接下来，父亲跑到隔壁村庄，请了杀猪的师傅，忍痛割爱把猪圈里正长膘的两头猪杀了，挑着猪肉到附近村子叫卖，挣了130元钱。他还不顾脸面，找了三四家亲戚，一家家去借，凑到50元。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向不善言辞，还有点木讷。他有这样的“壮举”，得有多大的勇气。
放寒假时，我一进家门，父亲把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180元钱，放到我面前，说：“崽呀，我们去买自行车。”我说：“没有自行车票，买得到吗？”父亲说：“我问过了，现在政策放宽了，只有永久和凤凰的自行车要凭票，其他牌子不要票。”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跟在父亲后面，一路小跑十多公里，来到县城江西三波电机厂旁的五金商店。一进营业大厅，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品牌的自行车，一辆辆、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除了买凤凰、永久牌子要凭票，金狮、双鹿、长征等牌子不要票。听了售货员的耐心解说，父亲最终拍板，花了160元买下一辆长征牌自行车。
当我把自行车推回家，消息一下子传开了，左邻右舍都来围观，赞叹不已。他们左瞧瞧、右看看，一会摇摇铃铛，一会用手转转脚蹬子，还摸摸后车红色的尾灯。看到他们羡慕的眼神，我的心里甜甜的。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辆车“落户”我家后，我们把它宠成“宝贝”。新车到家，我第一时间找了块新的软布，把原本就没有灰尘的车子从头到尾重新擦拭了一遍。把镀锌的轮毂、辐条擦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后来，又在街上买了车把套和车座套，还用红绒布把自行车的三角梁包裹上。
此后，这辆长征牌自行车就成了我上学的“专车”，一直陪伴我读完了中师。
1989年暑假，我被分配在老家一所小学教书。几个月后，我用积攒的工资，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辆长征牌自行车，就成了父亲的交通工具。
那时候，父亲长年累月在邻近村庄做篾匠。他骑着这辆“长征牌”，风风雨雨地在路上奔波了十几年。后来，父亲累病了，不久就去世了。这辆“长征牌”，便搁置在父母房子的角落里，无人问津。车架褪色，布满锈迹，车轮也老旧斑驳。
十多年前，我回老家盖房，特意用老物件做文化墙。这辆沾满了灰尘的旧自行车被推了出来，重新“上岗”。
每当看到这辆老旧的自行车，我总会想起劳碌奔波一生的父亲，眼睛里不知不觉间有点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