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为文章完美收稿，顾家相却补录了一段附言，不仅透露杨焜嘱其撰写碑铭，还说：“以佳石难得，刻工未精，辍而弗立。”对于这一点，如果真是工匠雕刻技艺不精，为何“辟火图”碑没有问题，偏偏宜春碑刻工有问题，说明其想表达的另有所指。既然石碑的材质非常难得，可见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刻工。因杨焜在新喻临摹慈禧御笔，贾孝珍和顾家相均没有在场。他俩知情完全是靠书信传递。而工匠按临摹本进行雕刻，在石碑运回宜春才发现问题，所以中止立碑的主要因素，应当是慈禧所题“宜春”二字。
王开玺在《略论慈禧太后的文化学养》中，将慈禧在辛酉（1861年）政变密谕，乙丑（1865年）罢革恭亲王奕訢上谕中的批阅笔迹，甲辰（1904年）亲笔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字迹样本，与现存的御笔书法文本进行对比，得知其御笔亲书的真实墨迹，与“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存在极大的反差。他在考证这3处文书时，发现慈禧的字迹歪歪扭扭，如同孩童涂鸦，看不出有任何书法功底，且出现的错字率高达6.72％。试想宜春碑若立于宜春台，造成的不良影响等同诋毁污辱朝廷，势必会给大家带来杀身之祸。不过，顾家相以刻工不精为借口，不管是否出自贾孝珍的主意，还是3人共同商量的结果，巧妙地避开了劫难的发生。因此，更加证实朱崧云官廨墨宝，确为慈禧御笔亲书的真迹。
5年后，顾家相解除萍乡知县一职，杨焜已离开宜春调往贵溪。“丁酉（1897年）、戊戌（1898年）间，太守曹公檄饬兼理宜篆。凡三阅月，亟谋补立是碑。会以学使者按临，日不暇给，有志未逮，今忽忽又五载矣。”按民国《宜春县志》职官记载，太守曹公指袁州知府曹志清，号颛枚，直隶进士，二十三年（1897年）以御史任。他在接任知府之初，本想将宜春碑重新补立，恰逢督学使者前来巡视，公务繁忙导致未能实现。
时光匆匆又过去了五年。“同岁生刘仁斋大令精青乌术，由万安调摄斯邑。下车之始，相度是台，谓于形势不洽，为之改建门垣，并葺之旁舍，修复御碑亭。”据民国《宜春县志》载，“刘步元，号仁斋。安徽潜山县进士，由分宜调宜春。二十八年（1902年）任，二十九年（1903年）解组去。”说明其从万安县先调分宜县，精通地形、地势、方位之术。在观察宜春台的形势不妥后，其对大门及围墙进行了改建，并重修其旁舍及御碑亭。文中称刘步元为“同岁生”，按《吴士鑑序》记顾家相科考，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举人，在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可见刘步元亦同年高中，这点在《岳西县志》有记载。且顾家相在附言结尾说：“家相既三任萍川（今萍乡市），受代谢事，将谋乐郊之适。爰咨刘君，且请于太守傅公，补泐是碑，以完未竟之绪。时光绪二十九年某月也。”
有关顾家相的个人资料，民国《宜春县志》《昭萍志略》、1989年《清江县志》均有记载。且《勴堂文集》曰：“顾家相，字辅卿，号勴堂，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任萍乡知县，十九年（1893年）二月因邓海山事件免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萍乡大旱，经地方士绅的要求，于二十二年（1896年）复任萍乡知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兼任宜春知县，二十四年（1898年）冬请调清江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其第三次出任萍乡知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政绩显著，顾家相擢升河南归德（今河南商丘）知府。说明他前后在萍乡十余年，对袁州有着深厚的感情。
“太守傅公”指袁州知府傅钟麟。民国《宜春县志》载“号子莼，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市越城区和柯桥区范围）。同治戊辰（1868年）进士，分部主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在京数十年，屡操选政，士林宗之。莅任后，适值停科举，改建学堂。经营创始，实督其成。尤喜奖借士类，每月必亲莅学堂，告诫勤勉。三十二年（1906年），以老病卒于官。”从中可看出，顾家相与傅钟麟为会稽老乡，其先咨询刘步元如何完善，再拿出一套方案请示傅钟麟，希望他支持补立宜春碑。据“补泐是碑”词语解释，对石碑裂纹或缺失部分进行修补，以恢复碑文的完整性和清晰度。由此证实，杨焜将宜春碑运回袁州，确实发现慈禧御笔题字有问题，这才是顾家相不便直言的关键。
“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作品，不管是现存的匾额还是碑刻，上面只见御笔题字和印章。可是，宜春碑除了具备这些内容，还有双龙戏珠和“万”字花边，这两种图案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按陈伟《攀西地区生土农房建设技术研究》载，双龙戏珠是两条龙在戏耍，或抢夺一颗火珠的表现形式。它起源于天文学中的星球运行图，火珠是由月球演化来的。其以装饰的面积而定，倘若是长条形的，呈行龙姿态；倘若是正方形或是圆形的，两条龙则是上下对角排列，上为降龙，下为升龙。不管是何种排列，火珠均在中间，显示出活泼生动的气势，象征追求吉祥安康的幸福生活。
“万”字花边即“卍”字形纹饰，我国古代传统纹样之一。主要被用于护身符或宗教标志，象征光明，还有轮回不止的意思，与太极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别称叫“万字不到头”，指多个万（卍）字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一种四方连续的图案，象征吉祥连绵不断，万寿无疆的寓意。但青乌术又称风水术、堪舆术，涉及风水堪舆和寻龙之术，主要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通过布局来影响人的命运和运势。然而，星球运行图、太极图源自易经，与青乌术有着密切的关联。说明这套方案出自刘步元之手，由知府傅钟麟命工匠进行增刻，与临摹的“宜春”二字融为一体，蕴藏着永恒、吉祥的丰富含义。
碑刻上的“宜春”二字，从整体上来看确实圆浑有力，如果仔细观察其字体，仍能找出当中存在的问题。按1990年《宜春市志》载：“‘宜’字长52厘米，宽51厘米；‘春’字长60厘米，宽59厘米。”由此可知，若是一位经常练习书法之人，其对这两个字控制更匀称，这是其一。“宜”字书写端正有力，“春”字明显气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上半部分，其三横两撇有些歪歪扭扭，这是其二。书写擘窠大字需划分框格，非专业书法才出现字体大小不一，这是其三。又从这三点迹象表明，“宜春”二字确实由慈禧手书，只是真迹在朱崧云官廨。说明工匠依临摹本旧迹修复，而刘步元设计双龙戏珠衬底，另一作用可掩饰字体的缺陷，可见其有一举两得之功。
1989年《清江县志》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步元任清江知县。”据民国《宜春县志》记载，李嘉芬在当年秋接任宜春知县。说明刘步元在秋季调离宜春县，像“补泐是碑”如此复杂工程，应当在他离任之前基本完工。可见增刻之事在宜春进行。同时，在知府傅钟麟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前几任未能完成之事。那么，宜春碑何时立于宜春台？从顾家相以“某月”替代，可见具体时间他也不清楚，但可确定立于光绪二十九年，在秋冬季的可能性较大。对于石碑立在宜春台何处，李木子在《宜春古今谈》说：“原嵌在（宜）春台西边厢房的墙壁上。”恰好与慈禧“西太后”身份匹配，也许这就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古代将名人的题字刻在石碑上，主要通过三种技术可实现，包括直接书写雕刻、临摹后雕刻及拓印复刻。而宜春碑为临摹后雕刻。这种方法虽不用真迹拓印，但在临摹过程中存在误差风险，例如笔画粗细、转折处的流畅性，都有可能与原作产生差异。因此，石碑中的“宜春”二字，可说是慈禧的御笔题字之作，也可说不是她的手书真迹。总之，不管其真实度占有多大比例，顾家相将这段历史载于文集，解开了百余年来未解之谜，填补了宜春碑由来的空白，对宜春地方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