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村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汉胡禄林突然死了，死于车祸。
在岭北村，胡禄林的名字家喻户晓，就连那些刚牙牙学语的孩童，即便不认识其人，也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因为，胡禄林是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每当孩子调皮不听话，家长总会厉声呵斥：“你是不是想长大后跟胡禄林一个样？！”
胡禄林还未满六岁，父母就先后病亡。没有兄弟姐妹的他，像无根的浮萍，一个人孤苦伶仃，四处漂泊流浪，受尽了苦难。
胡禄林没有读过一天书，天资也不聪明，做事笨手笨脚，粗活使蛮力，细活干不来。大集体年代，胡禄林年轻力壮，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挑大粪、担土方、扛木头这些体力活，只要有人在旁边监督，他干得丝毫不比生产队其他青壮劳力逊色。可碰上犁田、耙地、插秧这类需要技巧的农活，任凭别人手把手反复示范教导，他都始终不得要领，干出来的活儿总是差强人意。更要命的是，他还爱偷奸耍滑，只要没人盯着，便脚底抹油，半天都找不到他的影子。鉴于他的这种表现，生产队评定工分时，他的工分基数是每天8分，而其他男劳力基本上是10分。
实行包产到户后，邻里乡亲把自家的田地总是打理得井井有条，庄稼长势喜人。可胡禄林呢，播下种子、插完秧苗后，便撒手不管，既不引水灌溉，也不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完全靠天吃饭。到了秋收时节，别人家的粮仓满是谷子，厅堂里也堆满了辣椒、生姜、花生、黄豆等，不仅自家食用富足，还有多余的拿去集市卖钱。而胡禄林的收成，却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每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他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靠村里的救济以及邻居的帮衬艰难度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岭北村盛行互帮互助。那时，邻里之间互相帮工，东家不用付工钱，只需准备丰盛的饭菜、端出自酿的红薯酒，招待好前来帮工的人一日三餐，另加两顿点心，再给每人发一包烟即可。尽管胡禄林干活笨拙，又爱偷懒，但在农忙时节或建房需要小工时，还是有人请他。不过，想请动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时对他不友好的人家，即便他正饿着肚子，即便去帮工能解决他的温饱，他都会板着一股脾气，坚决不去。
胡禄林一辈子没娶上老婆，生活一直穷困潦倒，缺衣少食，每年都是靠政府救济挨过春荒，熬过冬寒。直到农村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后，他的生活才得到较大的改善。
时光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胡禄林已七十多岁了。虽说他的身体还算硬朗，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老年人常患的慢性病，但毕竟上了年纪，走路日渐颤巍，背也越来越驼了。村民看到他这个样子，不免忧心忡忡：万一哪天他病倒，卧床不起，别说几年、几个月，哪怕短短十天、二十天，谁来照顾他吃喝拉撒？
谁都没有想到，意外来得如此突然。那天，胡禄林去镇上赶集时，一辆失控的大卡车向他冲去……他当场便没了气息。按照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肇事司机向他赔付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51万多元。
胡禄林的突然死亡，如同寒冬惊雷乍响，在岭北村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大学毕业两年多、一直在家待业的辛天高叹息道：“胡禄林现在吃上了低保，村里还给他盖了两间新房，用不着干活也不愁吃穿住了，要是能多活个二三十年，该多好呀。”
瘫痪在床5年之久，生活不能自理的刘九生老汉流着泪“羡慕”地说：“禄林兄弟可真有福气啊！他走得干净利落，没有遭受一天病痛折磨。哪像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拖累着家人……”
走南闯北做了二十多年竹木生意的鲍发富则说：“以前，大家都说胡禄林命贱，现在细细想来，咱都大错特错了。他的命才真正值钱呢，连死都挣了50多万元。”
胡禄林无儿无女，那笔赔偿款除了为他办理后事花去3万多元外，村委会采纳村民建议，决定用剩下的钱在村头新建一栋“24小时农家书屋”。
6个月后，“24小时农家书屋”正式建成开放。站在崭新的农家书屋前，老村长神情复杂地感叹：“在咱们村，谁为公益事业作过胡禄林这么大的贡献？惭愧，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