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渠作为唐朝著名的水利工程，由袁州刺史李将顺主持开凿，目的为消除城内的火患，将西南十里南山水（今清沥江）引入城，在东城外五里石潭（今东门排水闸）入袁河。这条水渠凿通后长约20里，自西向东横贯袁州城，不仅消除了城内火患用水需求，也解决了州衙至宜春县治水运交通，还可灌溉东、西城郊农田200顷，为多功能综合性水利工程。“民获其利，服其惠。”故将水渠以李将顺之姓命名，并“立祠以祀”。
目前最早专记李渠的文献，成书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由袁州知州曹叔远修，州学教授陈哲夫纂《李渠志》。该志在开篇事始曰：“盖将顺，以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守袁州。”按宋嘉定《宜春志》云：“李将顺，元和四年自员外郎出守袁州。”清道光《李渠志》完全沿袭宋志的说法，且明清时期修纂的府县志，民国《宜春县志》及1990年、2010年新旧《宜春市志》，还有海内外学者对李渠的研究，莫不沿袭此说。不过，《李渠志》在修复始末称：“唐元和四年，距今逾四百载矣。”而后府县志所记以此为始，似乎认为元和四年开凿李渠。但通过笔者查阅史料对比，发现这个时间点值得商榷。
李将顺在新旧《唐书》无传，其事迹仅见《新唐书·地理志》：“袁州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将顺凿。”又在《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南祖房：“将顺，袁州刺史。”说明其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但《旧唐书》只字未提。宋嘉定《宜春志》郡官表，其名列在王涯之后，可见李将顺接替其刺史之位。按《新唐书》记载，王涯外甥皇甫公式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初，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参加制举贤良方正科策试，因“指陈时政得失，无所避”，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吉甫。王涯也因“坐不避嫌”，褫夺翰林学士之职，于当年四月贬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司马，不久便迁任袁州刺史。
《旧唐书·王涯传》未载刺袁之事，但柳宗元撰《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称：“（房公）理袁人，袁人不胜其怀……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犹在乎人。”可证实王涯担任袁州刺史的事实。此外，《全唐诗》收录羊士谔《郡中端居有怀袁州王员外使君》，亦可与柳宗元碑阴文相互参照。且“韩愈作诗以祖其行”，并以“秋”字为韵，还可证实韩愈送王涯迁任袁州，时间在元和三年的秋季。又从“淮南悲木落”诗句，得知王涯由虢州启程袁州，应在九月下旬深秋时节，途经洛阳韩愈写下这首诗，正值淮南树木叶黄飘落之际。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虢州至京都长安不过430里，而袁州至长安则有3280里，可谓是路途遥远。即便减去长安至虢州的路程，虢州到袁州也有2800多里。按古人用兵行军之进度，“师行日三十里”来计算，光路上就得耗费90多天。况且王涯当时已中年45岁，体力与年轻军士相比，每日行程自然达不到行军速度。因此，参考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七月，宰相李适之贬谪宜春郡太守，至天宝六年正月才到官邸，其在路上用了5个多月时间。按此减除长安至虢州的里程，可推算出王涯自虢州至袁州，路上至少不低于4个月行程，可见其真正就任袁州刺史，应当在元和四年正月。
李将顺何时任袁州刺史，《新唐书》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唐会要》在元和四年十二月，岭南节度使杨於陵上奏曰：“臣伏见近日诸道，差判官监领州务，朝廷以为非宜。臣谓现今州县凋残，刺史阙员，动经数岁。至于上佐，悉是贬人，若遣知州，必致挠败。伏缘李复所奏，降敕年月稍远，惧违朝旨。伏乞天恩，许臣遵守当道所奏文，量才差择，以便荒隅。”从这段奏文可看出，杨於陵还是心怀大局，着眼于朝政长远考虑，阐述了南方刺史短缺的现状，并借李复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所奏，说当年颁发诏书的年月稍远，如今恳求宪宗恩典，允许自己遵守当时上报的奏文，衡量有才能的人选进行安排，以便在偏远之地发挥其作用。
从宋嘉定《宜春志》获悉，李将顺在出任前为员外郎。据《通典·职官四》载：“今尚书省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一人，分管尚书六曹事。其诸曹诸司郎总三十人，员外郎总三十一人。”尚书省六曹，又称六部，分别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按李将顺在袁州开凿水渠，对路线的设计、枢纽的运用及灌溉、通舟的功能，说明其担任员外郎涉及的工作，长期与水利修建方面有关。据《唐六典·尚书工部》云：“工部尚书一人，侍郎一人……水部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总而举之。”可见李将顺原来的工作，为工部下属水部员外郎职务。
按《新唐书·百官一》称：“司封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诸郎中、员外郎品皆如之。”说明员外郎官阶为从六品，而刺史官阶分上、中、下三等。自开元十八年（公元720年）规定：“上州四万户以上，刺史从三品。中州二万五千户以上，刺史正四品上阶。下州二万户以下，刺史正四品下阶。”又按《元和郡县志》载：“袁州，宜春。上州……元和户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六。”从中可看出，袁州按户数应当为下州，可是该书却标注为上州。查《唐会要》得知：“虔州、袁州、抚州、饶州，并元和六年九月升。”可见此为元和初的数据，等级采纳上升后的记载，说明李将顺在袁任职期间，人口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且除了开凿水渠，李将顺对发展经济也作出较大的贡献，否则难以支撑开凿水渠的费用，而《李渠志》并未将此载入史册。
李将顺以员外郎出守袁州刺史，从品级上属于升迁。但员外郎毕竟是京官，也是清资官，所以不能单从品级上考虑是否属于升迁。当时南方尚未完全开发，与北方繁荣相比属荒域之地，多数官员不愿前往任职，即使朝廷贬谪官员发配至此，各州刺史仍然存在很大缺额。然而，唐初推行的“京外官”交流政策，在“安史之乱”后冲击地方统治秩序，朝廷深知选择合适或出色的官员，担任地方刺史显得十分重要。如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肃宗诏曰：“郎官有堪任太守、县令者，委京清资五品以上及郎官、御史闻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代宗下诏：“夏四月辛亥，诏尚书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员外郎授下州刺史，为定制。”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德宗大赦制称：“自今以后，诸州刺史有阙，中书门下于朝官中，精择有理人才术者授之。”
宪宗即位后，在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七月，与宰相李吉甫讨论施政问题，从谈话中可知君臣之间对刺史，也包括观察使选授的重要性。史称：“上（宪宗）谓宰臣曰：‘当今政教，何者为急？’李吉甫对曰：‘为政所重，谅非一端，自非事举其中，固不可致于治理。然国以民为本，亲民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实系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临抚，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为蠹实甚。由是而言，观察、刺史之任为切。自昔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故得久于其事，风化可成。而末世命官，多轻外任，选授之际，意涉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数广，然非慎择，加以更代促遽，民无安志，迎送之费，财耗不供，此最为弊。圣虑所及，实穷政本。伏望慎守良能，改革前失，则四海蒙福，民无苟且之心矣。’上深纳之。”为此，李吉甫建议精选刺史，并加强赋予刺史的权力，得到了宪宗的赞许。
由上而知，岭南节度使杨於陵上奏宪宗，既是延续刺史任用原则的政策，也是强调与宪宗施政保持一致。因此，李将顺作为江南西道精选人才，符合员外郎外派交流的标准。说明其官阶确实得到升迁，不过为朝廷差遣的“京外官”，从而彰显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巩固中央和地方的统治秩序。可见李将顺肩负多重使命，与近日诸道差遣判官监领州务，或与杨於陵的上奏不无关联。且《旧唐书》载王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入吏部员外”，说明李将顺出任袁州刺史，宪宗随后便下令诏其回京。同时，宋嘉定《宜春志》称：“涯，在郡一年。”可见其在袁州待满十二个月，并在元和五年五月到达河南，可证实王涯在正月接到的诏令。不仅印证了其袁州就任时间，亦可佐证李将顺出任袁州刺史，确定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十二月。
李将顺何时抵达袁州就任？按李适之由长安至宜春行程，推算其在元和五年五月以前。据宋宝庆《李渠志》载：“时州多火灾，且民居负江，汲溉艰甚。将顺一日与郡邑僚属出西郭门，知南山水可堰，乃命于数里外筑防疏沟，引水入市。”说明李将顺到任伊始，在了解百姓疾苦过程中，得知“州多火灾”的原因，便决心要消除城内的火患。某一日，其带领郡邑僚属考察南山水，当看到这里可以拦河筑坝，于是着手规划设计水渠方案，制定出最佳的开凿路线，并命人在数里外筑堤开渠，将南山水引入袁州城。由此可知，李将顺在上任之后，全身心地为解决城内火患，紧锣密鼓地筹划水渠开凿，目的为让百姓早日摆脱困苦，从而保障州城长治久安。
据考证，李渠从鲤鱼山上首筑堤，设置陂口、小水口和乾陂，可解决入口泄洪、排沙两大难题，说明源头枢纽为这项工程的重点。由此引水至西城外，自乾陂侧旁狮子山凿石处，沿狮子山、凤凰山、茂林路、快活岭，水渠一路下来皆是依山开凿，并在西城外挖益州塘蓄水。虽说这一段只有十里长，却是一项复杂程度较高的工程。入西城后，地势由西向东倾斜，考虑城西台地的水源不足，又开凿一水池蓄水补充，并借城南两处泉流补充水源，且利用泉流河道及唐初旧城护城河排水，形成一套完整的供水、排水系统。出东城后，地势逐渐平坦开阔，看似开凿难度没有那么复杂。但州衙至宜春县治需承载货船，说明这一段水深渠道宽，可见工程一点不亚于西城外。
按宋宝庆《李渠志》记载，知州曹叔远疏浚李渠在九月，清道光《李渠志》记明清时期，疏浚时间几乎都选在秋冬季。说明袁州秋冬季的天气干燥，水流平稳，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便于水利工程的施工。如果李将顺不抢在秋冬季动工，等来年春夏为河水暴涨季节，否则又要等到这一年的秋冬。因此，从开凿李渠的复杂程度分析，起码需作三五年持久准备，当然不会无故浪费一年时光。毕竟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发展，也是能够树立其威信的关键。同时，按李将顺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就任，当年秋冬季开凿水渠更为确切，而以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为始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