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
我打心底里记得，自己十一岁就开始打工了。那不是什么光鲜体面的工作，不过是趁着放学、星期日和寒暑假，在镇上干些零活。
十岁那年，我们兄妹几个跟着父母，从“月川附中”搬到荔枝沟，盖了房子，才算真正安下家。那房子算不上好，两间寝室、一个客厅，再加半间窄小逼仄的厨房，全是泥瓦垒砌，墙面凹凸不平，地面只铺了一层红土。可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最安稳的家。
没过多久，父亲的同事吴老师，也来我们家后面盖房子。吴老师和爱人阿英姨，都是乐东莺歌海人，身上带着海边人特有的豪爽大气，心胸开阔。阿英姨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做事风风火火、干净麻利。她为人热情，人缘好得没话说。镇供销社一有装卸货物的活计，社主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叫她。阿英姨心善，每次去干活，只要我在家，总会顺口叫上。明明重活累活大多是她扛着，我不过是搭个帮手，可工钱她总是坚持平分，从不让我白跑一趟。
就这样，我成了阿英姨最忠实的“小跟班”。
给供销社送货的是一辆载重二点五吨的“卡士”车。搬运日用杂货，每吨工钱七角二分；搬运水泥，每吨九角六分。车槽很高，我个子小，每次接货都得踮起脚尖，伸直胳膊才勉强够得着。碰到体积大的纸箱，视线被挡住，只能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地挪动步子，生怕脚下一滑摔着碰着。要是遇上沉甸甸的水泥包，就更吃力了，只能“手肚”并用，双手紧紧搂住包身，用肚子顶住一点点往前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卸水泥是最脏最累的活。灰色的水泥粉尘漫天飞舞，沾在脸上、脖子上、衣服上，轻轻一拍便扬起一阵尘雾，混着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把整个人糊成一个灰头土脸的“泥人”。一天活干下来，手脚总是伤痕累累，磕破膝盖、磨破手掌是常有的事，旧伤还没结痂，新的擦伤磕碰又添上来，疼得钻心。可每次卸完货领到工钱，紧紧攥在手心，那纸币带着体温，热乎乎的。
日子就在上学与打零工之间一天天流过。我一边跟着阿英姨打零工，一边没落下功课，成绩始终稳当。转眼到了初三，我铆足了劲埋头复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崖县中学——那是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消息传来，全家人都为我高兴。
高兴之余，我又悄悄犯了愁。马上要进城读书，城里同学的穿着干净整齐，我总不能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上学。思来想去，我下定决心，趁暑假找一份苦力活，多挣点钱，做几件新衣服。
那时，荔枝沟水厂正在建设，工地上缺人手，给出的工钱也比一般零活高些。我二话不说，跑到工地报了名，成了一名最普通的小工。
挖沟全靠人力，没有任何机械帮忙。沟又深又窄，挖到沟底时，土根本没法直接扔上去，只能一步拆成两步：先把土铲到沟的半腰，夯成小土堆，再爬上沟腰，把土一掀一掀甩到沟顶。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腰也直僵僵地发疼。太阳火辣辣地烤在背上，皮肤晒得黝黑脱皮，脚底很快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我就在这样的工地上咬牙拼命干了十几天，手上脚上的水泡磨破了又磨，最后结成一层厚厚的老茧，手变得粗糙干裂，指关节显得格外突出。拿到工钱的那一刻，我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整整四十三块钱！在那个年代，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兴冲冲跑回家，跟母亲要了几张布票。我揣着钱和珍贵的布票，一路跑到镇上的红星百货公司，仔细挑选了当时最流行的料子：咖啡色的“尼龙布”、天蓝色的“的确良”，还有一块藏青色的棉布。选好布料，我满心欢喜地抱回家，交给在缝纫社工作的母亲。
母亲手巧，拿到布料便连夜为我赶制新衣裤。她白天上班，累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就着昏黄的灯一针一线细细缝制。没几天，两条挺括合身的裤子、一件干净清爽的衬衫就做好了。我站在镜子前，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心里又激动又温暖。
时隔多年，回想那段年少打工的岁月，依旧清晰如昨。汗流过、泪忍过、伤受过，在不知不觉中教会了我最朴素也最坚实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世上从没有凭空而来的好运，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