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结
我老家在陵水农村。我有一个堂哥，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山深处，小学毕业就回了家。他是个有理想、不安分的“狠人”，几十年光阴流过，理想换了一茬又一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的生产方式悄悄变了，个体可以自谋出路，不再死守着一亩三分地。堂哥脑子活，瞅准了农忙收割的商机——那时一个大队五六个村，家家户户五六亩水田，稻谷全靠人工收割，又累又慢。他的理想，是买一台割稻机，靠这个“新质生产力”赚钱。
没钱，他就厚着脸皮跑遍所有亲戚家借，把割稻机开回了村。从此，田埂上经常听到堂哥的机器轰隆隆作响。他的生意从本村做到邻村，收费公道，干活利索，周遭十里八乡都开始喊他“李总”。曾经的山里少年，靠着一台机器，踩准了农村改革的节拍。
日子越过越红火，堂哥的野心也跟着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跑遍各村的他发现，农村需要水，尤其是那些在山坡地种槟榔和芒果的农户，挖井的需求很大。挖井要技术、要胆量、要人手，胆量和人手对他不是问题，缺的是真本事。为了学技术，他二话不说，打个背包就跑到外县，给人当学徒、做小工，一干就是整整两年。把挖井的流程和技巧都摸得通透后，堂哥回村成立了由两人组成的挖井队，他自任总经理，兼管技术和营销，弟弟做业务骨干，启动资金全是自己攒下的钱。
挖井是苦差事，更是危险活，塌方、触电的风险时刻悬在头顶。堂哥凭着一股狠劲，干了四五年，赚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那时再喊他，已是“李老板”，声音里满是乡亲们的敬佩。
迈入二十一世纪，手里有了一些积蓄的堂哥，理想又上了一层楼。他要亲手建一幢自己的小平房，自己设计、自己施工。或许是挖井时摸透了土建的门道，他敢想敢干，哪怕资金不足，建建停停，也愣是一块红砖、一包水泥、一片瓷砖，用三四年时间把房子稳稳地立在了村口道旁。乔迁那天，他在家门前椰子树底下摆了十几桌酒席，我特意从城里赶回去，笑着打趣：“现在该叫你李包工头了。”堂哥挠着头，笑得憨厚又骄傲。
新时代的脚步越走越快，农村的路宽了，车也多了。堂哥的理想，又盯上了四个轮子的汽车。他嫌天天骑摩托车赶集、喝茶太落伍，非要买一辆像样的车。我劝他，在乡下买辆七八万元的皮卡实用。他却摇头，说皮卡不上档次，要一步到位。最后，他咬牙提了一辆中外合资的SUV，停在家里崭新锃亮。搞笑的是，车买回来了，他却很少开，赶集、喝茶依旧骑摩托车，车子常年在家“趴窝”，估计是觉得开四个轮的太烧油钱。
我每年春节回老家，堂哥总会来找我换“新钱”，这是多年的老习惯。往年，他总要换不少十块、二十块的零钱，走亲访友、给孩子发红包都方便。今年，他只换一百元面额的整钱。我有些纳闷，笑着问他：“现在都流行用手机支付了，你连零钱都不用了？”堂哥一边用手指着手机教我如何打开收款码，一边咧嘴笑，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在城里工作，还不知道吗？现在的农村，早就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小面额的钱，早就不够用喽。”
从割稻机到挖井队，从小平房到SUV，堂哥的理想，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梦，而是农村几十年发展最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