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向伟
二伯去世已经三年了。三年中我常想起有关他的点点滴滴，想起他留下的人生启示。
二伯身高一米七零，身材比例协调，身体一直硬朗板正，国字脸，长相威严。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想报名参军，体检、政审都通过了，因为奶奶反对，只得作罢。我有时会想，二伯会不会有遗憾、有埋怨？
二伯勤快，60岁以后还在乡镇企业干活挣钱。一年下来，收入还是可以的。别的村民常会用羡慕的语气夸赞他，每每这时，二伯嘴上谦虚着，脸上则露出满足的神色。
二伯写得一笔好毛笔字。在印刷体对联兴起之前，村里家家户户过年的春联都会请他来写。这时，二伯总会带上那副棕红色边框平光镜，把条桌抬到院子里，准备好毛笔和墨汁，和村民裁好红纸、折好米字格，让来人站在条桌另一头，按纸、扯纸。写完上联，两人一起平扯着放在台阶上，用瓦片、石块压着晾，继续写下联。写完后就轮到下一家。有时一忙就是大半天。请写对联的人总会放下一盒烟或是一瓶罐头之类的小礼品作为谢礼。大伯和我们家的对联，二伯总会老早写好了送来。
二伯平时喜欢读书、看报。我上高中后，每次去他家，他嘘寒问暖一番后就和我讲历史故事。他和村民闲聊时，也会带上平光镜，绘声绘色地说起一些典故，不时夹杂几句评论，让人恍然大悟。
二伯一生自尊心强，不仅要自己的经济实力、地位在村里数得上，也一心想把子女生活各方面安顿好。他有两个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三、老四，我喊三哥、四哥。他们俩都在镇上买了房子，平时住在那里。那年春节，三哥回村里拜完年要返程，二妈给他带家里的东西，二伯还在旁边提醒：“记得把那麦饭带上。”当时他们邻居家有喜事，二伯还提醒三哥别忘了。当时三哥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人情世故都懂，原本也不用嘱咐的。
几年前，二伯感觉身体不适，但没怎么在意，后来严重了才去县里检查，换了两三家医院确诊是胰腺癌，县里治不了，只能去市里。由于各种原因，只能保守治疗。后来病情更加严重，就化疗。第一次化疗后，他感觉病痛减轻了，心情愉快，幻想着能治愈，还要第二次化疗。他不知道，第一次化疗时医生已经下了结论，最多只能维持大半年。二次化疗时他很难受，不得不中断，之后身体每况愈下。
二伯走了，永远地走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凡事总想求得圆满顺遂。其实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事事顺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