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
抽屉里一翻，我居然翻出了多年前一张皱巴巴的数学试卷，上面打了无数个红色的刺眼的“×”。这是这辈子，最让我汗颜的一次考试。
当时，我躲在教学楼的一个楼层角落，一个人崩溃般地哭了好一会。然后我听到了余老师的声音：哭，就能考好了吗？
余老师叫余平，高个子，胖胖的，走路带起一股风，脸常常是板着的，这就很自然地给同学们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震慑力。
我的数学，就是余老师教的。
被余老师这么一说，我突然不哭了。我倔强地说，我能考好——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勇气。余老师说，跟我来吧。来就来，我心里想。我一路跟着余老师，进了他的办公室。午休时间，里面没什么人。余老师让我在桌子前坐下，又翻出一张空白试卷，和我那张考砸的试卷一模一样。
余老师说，刚才的讲题，你都听了吗？我点头说，听了。
余老师说，那再做一遍，不会错那么多了吧？又说，下节课，我给你请个假，你就在这里做题。
我说，行。
虽然我不知道余老师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还是按照他的意思，把试卷认真地做起来。
余老师把那张试卷批改后，我只错了三道题，比原来的十几道题要好上太多。
余老师说，你就带这张试卷，找家长签名吧。
又说，机会只有这一次。
我用力点头，拿着试卷兴奋地走出去时，才发现，我似乎忘了跟余老师说一声谢谢。
也是源于这次的重考，我开始在数学这门课上下起了功夫，看到余老师就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远远地都会叫一声余老师。有时在学校里，有时在校外的小镇上，农村的世界本来就不大。余老师还是那副板着脸的表情，但会朝我点点头，说一声，好。
我还因此喜欢上了教师这份职业，并在多年后，成为当时这所初中的数学老师。遗憾的是，余老师刚好退休，像是我从他手上接过了这把沉甸甸的“接力棒”，他离开了，我回来了。
教学的第一个学期，有个叫郑伊俐的同学，被我发现她涂改了试卷上的分数，同时把错题和红“×”也做了部分修复，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这个涂改的目的，也是为了换一个家长的签名。我在翻阅交上来的考卷上家长们的签名时，看出的这个问题。
在又一次准备让学生们把试卷交给家长签字后，我单独把郑伊俐叫到了办公室。
我说，郑伊俐，你的脑子不错，如果可以用在学习上，才更有用。
郑伊俐愣了一下，很快又看到了我拿出的她上次的试卷。她的镇定自若变成了慌乱紧张，她说，老师，我……结结巴巴地，她的脸涨到通红，又不知怎么说下去。
我说，这张试卷想不想再做一遍，答案我在课上都讲过了。
郑伊俐看了我一眼，很快点着头。
我又说，只有这一次机会哦。
郑伊俐后，是李敏，后面还有沈睿、周海燕……我原本没想过，给那么多学生这么一次机会。这样的效果让我出乎意料。再上数学课时，每个同学都很认真，眼睛死盯着黑板，求知欲十足。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我们班在全年级八个班中的平均分遥遥领先。作为我这么一个“菜鸟”老师，能把班上的数学成绩带到这样一个排名，堪称“奇迹”。
那个傍晚，我找了个饭馆，专程请余老师吃饭喝酒。余老师老了许多，两鬓斑白，眼纹很深，却也没以前那么严肃了，松弛的脸看起来可亲又可敬。余老师开玩笑说，我等你这碗酒，一等好多年啊。酒过半巡，我问余老师，您是不是给过很多人，这么一次机会？余老师愣了愣，忽然笑了，说，我最高兴的是，你能回来做老师。
杯子碰撞在一起，非常脆响的声音，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