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二姐面临高考。虽然她成绩一向很好，但妈妈仍然很重视，禁止她在高考前看小说和杂志。于是二姐偷偷贿赂我，让我把家里的《人民文学》偷给她看，说是上面连载了一部很好看的小说——《红高粱》。
我们家里人都喜欢看书，父母从不认为读闲书有什么不好，只要不耽误学习。于是我也跟着读起了《红高粱》，觉得情节挺有意思，就是莫名地觉得有些乱，语言太过粗俗，脏话多。不过我还是记住了一段话：
“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上大学时，镇北堡影视城初建，我还专门跑去看了电影拍摄地。为此又重读了《红高粱》一书。在这次重读中，我爱上了九儿这个角色。
小说中，九儿着墨并不多，电影扩大了九儿这个形象。偏偏是小说中九儿的那些留白，更让人着迷。16岁的她踩着一双三寸金莲嫁给患有麻疯的单家少爷，三天回门时被余占鳌劫进高粱地，与他在高粱地里野合，生下儿子“豆官”。这原本是“强迫”的一场情事，可是在小说里，莫言把她写得太烈了，烈到无法用“受害者”三个字去写她。她在高粱地里没有哭，没有求饶，甚至没有犹豫，那双黑眼睛直直地盯着余占鳌，像一柄刚出鞘的刀。单家少爷被杀后，她掌了烧酒锅，不仅跟土匪周旋，还跟官府叫板。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支持余占鳌打日本人。被日本人枪杀时，她穿着红衣倒在血泊里，高粱也是红的，天也是红的。第一次读到这里，我鼻子发酸只觉得惨；第二次读时，眼前一片红，只觉得悲壮；年龄越大，我越发懂了九儿——她这一生，没有哪一步是被人推着走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选的。选错了也不回头，选死了也不后悔。这种活法，比那些一辈子小心翼翼、从不犯错的人，要痛快一万倍。
我至今记得那个5月。二姐把《人民文学》还给我的时候，书页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扉页上还有她不小心滴落的蓝墨水。她把杂志塞进我的书包，低声说：“别让妈知道。”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门关得很轻，但那一整个下午都没再开过。我知道她在看书，看的是《红高粱》的下半截。晚饭时她眼睛红红的，妈问她怎么了，她说做了一下午数学题。我差点笑出声，但忍住了。二姐后来考上了上海的大学，临走那天收拾行李，我看见那本《人民文学》被她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了书皮，塞在行李箱最底层，压在录取通知书下面。
多年后我才明白，二姐在行李箱塞上读过的《红高粱》，未必只是因为小说好看。那是1986年，一个18岁的姑娘，马上就要离开家去千里之外，一个谁都不认识她的地方，父母不能送她，也不能陪她。她需要勇气，需要榜样。九儿就是那个榜样。九儿告诉她，女人也可以肆意而任性，把日子过得像一团火，烧得轰轰烈烈，哪怕烧完就只剩灰。
2024年，丈夫陪我又去了镇北堡，此时已经成了影视城，但是我没有进去，不是因为收费，而是没有必要。恍惚中，我又看见了那座黄土夯成的月亮门。风沙把墙皮剥落了一层又一层，但门还在。我站在坡顶上向远处看，荒凉的戈壁滩上，已经看不见高粱，也看不见青杀口，什么都看不见。可我知道，那片高粱地从来就不在地理上，它在每个读过《红高粱》的人心里。每个读到九儿的人，心里都会长出一片红高粱。风吹高粱动，红衣的九儿站在那里笑。
儿子高考时，我把这本杂志的事讲给他听。他斜了我一眼，撇着嘴说：“原来你们那时候的高考也这么卷了，连看本杂志都要偷偷摸摸，就像现在控制我玩手机。”我说：“你们不懂，20世纪80年代的孩子，哪个不是从父母眼皮底下偷着长大的？偷看小说，偷听邓丽君，偷穿妈妈的高跟鞋，偷骑爸爸的二八大杠。那些偷偷摸摸的瞬间，才是我们真正的青春啊！”
多次搬家后，家里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了，那本包着牛皮纸的杂志早已不见。可我闭上眼睛，似乎还能看见那本墨绿色封面的《人民文学》，扉页上一小块蓝墨水，像一滴凝固的、1986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