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时常回想起童年往事，有些令人捧腹大笑，有些令人感慨不已。
小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玩伴，一同上学，结伴回家。当麦苗长到三四寸高的时节，一群孩子常常分成两拨在麦地里摔跤、翻跟头，追逐打闹，弄得满脸的沙土，衣服与鞋子更是沾满干酥酥的土。大人一旦远远看见我们在麦地打滚，便怒不可遏地赶过来，声称要好好收拾我们一顿。我们听到斥责声，便一溜烟地逃窜。大人们见追不上了，便骂咧咧地走开了。家长们知道了少不了要打要骂，惩罚一番。
那是在深秋的某个午后，我们三四个伙伴提着小笼子，里面装着捉来的蚂蚱，正为刚才没有抓住从身边窜过的野兔而懊恼不已。小孬蛋突然提出：“咱们去东面的地里偷刨红薯吧？”他滴溜溜的双眼转动着，个子不高，是我们小孩团里的“小能豆”。但这次我们听了他的话后都没敢出声。
生产队刚把红薯出完，地里面肯定落下不少小红薯，但生产队队长还没有在大喇叭里吆喝社员自己去刨，谁敢去？一旦抓住，肯定要扣家里大人的工分，我们也少不得挨一顿胖揍。
“有小四儿在嘞，他大哥是民兵队队长，没事儿。”
听了小孬蛋的话，我嗫嚅着，没吭声。但经不住大伙的怂恿和一阵聒噪，我下定决心要去，群人有群胆嘛。
我们回家背着小三齿抓钩，挎着荆条小篮子飞快来到红薯地里。红薯真多，没几下子就刨出来了，篮子里有好几块。不是刨，简直是拾。每个人都扬扬得意，刨得忘乎所以。
“你们这几个小孩儿在干啥？大白天偷生产队里的红薯！”我的大哥、生产队民兵队队长，穿着绿色民兵服，怒气冲冲地从远处飞奔过来。伙伴们一下子望着我，我低下头，吓得不敢吭气。
大哥好像没有看见我似的，毫不留情面地把我们几个“红薯贼”押送到队里大红薯窖里，关了起来。
生产队里的红薯窖，大概在地面6米以下，深挖一个至少16米长、6米宽的土坑。棚顶高出地面少许，没有窗户，顶上铺有玉米秆或者小麦秸秆，糊着泥巴，最上面用塑料布蒙着。这是用来存放“红薯母”的，也就是用于来年培育红薯植株的种子。
长期存放的红薯在春季过后吃起来是比较甜的。存放红薯要求有一定的温度，假如冬季存放不当，受冻或者坏了，那就麻烦了。
在黑乎乎的土窖里，四周堆放着刚入窖的新鲜红薯。窖里面不冷，我们却蜷缩成一团，害怕与饥饿攫取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纷纷埋怨着“小能豆”，又怪我的大哥太不够意思，连自己的亲弟弟也要关押。
不知道过了多久，土窖的木板打开了，一个手提马灯的人沿着土台阶走下来，他笑嘻嘻地吆喝着：“上来吧！红薯吃饱了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肯定是经过队长的许可才放这几个小贼的。天色早已经昏暗，至于如何回家吃饭已经不晓得了，那次肯定没少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