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或者是1998年春节前，我和女友去参加一个哥们儿的婚宴。
哥们儿家庭条件不错，婚宴安排在县城最好的一家酒店里。我们坐的包间墙上，这儿一块玻璃，那儿一面镜子，剩下的地方都用织着金线团花的布包了起来。那块布比我身上的衣裳光鲜得多，墙都比我穿得好，加上头顶那盏挂满了有机玻璃珠子、亮到晃眼的吊灯，我不由得局促了起来。女友倒是很放松，完全打开了自己的好奇。她端详了那盏灯很长时间，甚至摸了摸墙上的布，脸上的向往之色让我很担心她也要求我在这个地方把她娶回家。
宴席开始了，各种菜品以精致的形式陆续摆到了桌子上。现在想想，所谓精致就是摆盘要好、菜量要少，再加上一些没用的东西，一片绿叶、一朵花之类。最重要的是别太好吃，好吃是平易近人，难吃才能打造出高深莫测令人闭嘴的气质。一盘盐水虾端了上来，个头硕大，村旁小河里的虾从来没有长到这么大。这些死去的水生动物身体弯曲粉红，头朝着盘心一个挨着一个，瞪着油菜籽大小的黑眼珠死不瞑目地围了一圈，像是在共同为盘心那朵浅薄的紫色花朵殉情。
客人们都吃得很怯懦，完全不像是在乡村吃席时你争我抢的样子。那盘虾随着桌子的电动转盘缓缓转圈，没人动它，大家对付它的经验都不太丰富。我觉得这种时刻尤其应该表达对女友的关爱，就夹起一只放到了女友面前的小碟子里。女友幸福得满脸通红，但同时也被我架到了一个舞台上：一桌人都在看她，她现在必须表演怎么当众吃掉一只大虾。她几乎有点哆嗦着夹起了那只虾，然后努力张大嘴，把那只比她手指还要长的虾整个放进了嘴里，然后表情非常奇怪地咀嚼了起来。
我现在能明白她当时的感受：盐水大虾坚韧的虾皮不太好嚼，虾头是苦的，更重要的是虾的两个钳子会扎娇嫩的嘴里子肉。要是吃得豪放一点，三口两口把虾斩成几段会好一点，但彼时她作为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显然不能露出这种吃相，于是众目睽睽之下，那只虾在她嘴里开始了百转千回的痛苦辗转。她那会儿一定想掐死我，恨我胁迫她受这种洋罪。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旁边一个男的夹起了一只虾，只见他先把虾头扯掉，然后轻巧地把虾身从背部剥开，剥出了一只白嫩的虾仁，蘸了点盘子旁边的酱油，最后放进嘴里小口慢嚼了起来。一直在看着女友的桌上众人哄堂大笑，还没把那只虾吃完的女友一口吐出了嘴里的残渣，狠狠剜了我一眼，站起来扬长而去。
我也赶紧站了起来，马屁又拍到马腿上了，再买一百只虾这事也不一定能圆过去。
二
1981年的冬天，我在辽宁省沈阳市郊区的一所小学上一年级。学校是父亲所在部队旁边一个村里的学校，我刚从河南随军到这个地方时间不长。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口音奇怪，学“前后左右”的“右”时，老师点着黑板领着我们读：“you右，就是我们喜欢吃的右（肉），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喜欢吃右（肉）呀！”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是！”
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教室里有一个表情奇怪的小朋友。我不喜欢吃他们说的“右”，却对同桌课桌里的一种食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是一根胡萝卜。我不知道在那之前为什么没见过胡萝卜，搜寻在那之前的饮食记忆，能想起来在河南老家吃的红薯干、炒面，冬天时母亲在勺子里炒的苞谷花，半夜里被叫醒随军往东北来时父亲煮的一大盆鸡蛋……但就是没吃过胡萝卜。
金灿灿的胡萝卜静静躺在同桌的桌斗里。他今天带了两根到学校，上一节下课时已经吃了一根，一边和别的同学说话一边吃，又脆又甜，香气四溢。但他完全没有邀请我共同品尝的意思，甚至都没看我一眼，也许他想的是谁还没有吃过胡萝卜呢。
那根胡萝卜折磨着我。我坐得笔直克制着不去看它，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斜着眼去瞅它。我在想这节课下课时同桌一定会吃掉它，吃它的时候一定还不会分给我一点。它太好吃了，我太想把它吃掉了……教室里坐着一个忧郁的孩子，不是少年老成，就是强烈地想吃一根胡萝卜。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一哄而散冲了出去。上厕所要穿过学校宽阔的操场，去的晚了进不去。也有很多同学在操场上玩了起来，同桌和几个孩子推起了铁环，跑得跟风一样。
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课间十分钟，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吃掉这根胡萝卜的机会不多了，当一个好孩子的机会也不多了。用食物来考验一个6岁的孩子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对一个6岁的孩子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是不合适的……几十年了，我一直在为自己辩解。
我从同桌的桌斗里抓起那根胡萝卜塞进袖筒，然后飞快地跑到了教室后面。学校没有围墙，教室后面就是旷野，6岁的我像动画片里的兔子一样飞快地吃完了一根冰凉的胡萝卜。
我如坐针毡地度过了那个上午剩下的时光，每一秒都在担心同桌突然举起手来说：“报告老师，我的胡萝卜不见了！”但同桌好像把那根胡萝卜忘了，或者是忘了自己拿了一根胡萝卜还是两根胡萝卜。上课时他往课桌里瞅了一眼，表情有过瞬间的恍惚，反正是没再提过那根胡萝卜。
但是我落下病了。一直到现在，年已半百，还是喜欢生吃胡萝卜。当年吃得太紧张了，我老是记不住它的味道，需要在生命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三
1984年，我在鄢陵的一所乡镇小学读书。母亲和我们哥仨都变成“商品粮”之后，父亲就带着全家从东北转业回了老家。
忘了是春天还是秋天，反正是不冷不热，父亲拿回家了一种我之前在书上看过，在电视里、广播里才听说的食物——香蕉。现在的香蕉像现在的人，胖子居多。那会儿的香蕉像那会儿的人，基本都是瘦子。
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到现在我也认为香蕉的口感跟烤红薯差不多，都是软糯香甜。它们的成分构成也接近，都是淀粉和糖。运动员比赛中场休息时喜欢吃一根香蕉，说是可以迅速补充体能，我觉得吃一块烤红薯应该也能达到这种效果。它们吃过之后的副作用也差不多，香蕉可以通便，红薯可以排气。
小心翼翼吃完一根之后，我决定带到学校一根，我没吃过，同学们一定也没吃过。教室里挂着“讲文明树新风”的挂图，其中一张图上说，一个叫小明的孩子喜欢乱丢垃圾，结果有一天踩到别人丢的香蕉皮，摔得鼻青脸肿，然后改掉了乱丢垃圾的坏习惯，变成了遵守纪律的好孩子。我们不关心小明，我们关心他脚下的香蕉皮。乡里孩子经常摔跤，爬高上低或者嬉笑打闹，每天都会跌几跤，要是摔一下就能变成好孩子，我们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我们羡慕小明摔跤都摔得那么高级，竟然是踩到了香蕉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踩到香蕉皮会摔倒，也想踩到香蕉皮上摔一跤，当然最好能尝尝香蕉是什么味道。
第二天上午下了第二节课，我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根香蕉。教室里的同学迅速围拢了过来。香蕉，这就是香蕉，教室那张图上画的香蕉！每个同学都伸手摸了一下之后，我的一个死党立即提出了一个《西游记》里大王捉住唐僧之后小妖精经常提出的建议：“咱吃了它吧！”我沉默了一下，环视众人，然后点了点头。
死党迅速开始清点人数，只有一根香蕉，需要分而食之。每个人都在跟着他查数，都怕把自己漏了。查了两遍，我们认为查准了。大家大气儿都不出，目不转睛地等着我去扒香蕉皮。突然，一个微弱的声音说：“没查我。”
说话的是我的同桌。同桌是学校教导主任的孩子，属于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学习好、守纪律，老师让他和我坐同桌是为了“一帮一，一对红”。但是他不怎么搭理我，上课不跟我说话，更不会联手做小动作，放了学就去找他爹，不跟我们玩，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孤独里。
他是个皮肤白净的孩子，比我们这帮泥猴至少白两个以上的色号。他的脸这会儿通红，眼看着地，嘴唇在轻微地颤抖。我们知道没查他，也默认了不查他，东西本来就少，可以不分给一个平常不跟我们玩的同学。我瞅了他一眼说：“中，算上你。”
我在一片口水的吞咽声中扒开了那根香蕉，然后用削铅笔的小刀把它切成了事先算好的数量。同学们用小脏手把属于自己的一段捏进了嘴里。同桌最后一个捏，他的手是白净的。我们都吃得很仔细，像没牙的老太太一样一点点地在嘴里搅拌那片薄薄的香蕉。纵然如此，那片香蕉还是像雪花落进河水里一样，迅速消失了，仿佛根本没有来过。
我们都怅然若失，一起努力回忆着香蕉片刻之前的味道。“有点像红薯。”死党说。“红薯噎得慌，香蕉不噎。”同桌第一次接了我们这帮坏孩子的话。“那是吃得少，要是这一根都叫我吃了，肯定也噎得慌！”死党叫了起来。“你想得怪美，我还想都吃了呢！”同桌也叫了起来。我们有点奇怪地看着他，一起大笑起来。
“咱也踩香蕉皮吧，看看能不能摔倒。”死党大声提议。大家一致同意，于是香蕉皮被迅速分成了香蕉一样的份数。死党第一个踩了上去。其实没那么滑，踩得少，我们教室的地也不像城里的地那样光洁。但是死党还是夸张地摔倒了，先是一个屁股蹲儿，接着躺到了地上。我们都夸张地摔倒了，倒在了一起，倒成了一堆，一齐叫着：“太滑了，跟踩住红薯皮了一样！”
同桌也跟我们倒在了一起，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
四
又是一个新春佳节。
大年初一的餐桌上，我一口气给闺女讲了上面这些故事，她才皱着眉头勉强吃了两只她妈妈精心烹制的油焖大虾。
她的妈妈，我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媳妇特别喜欢吃虾。我有时感觉20多年前的那场婚宴让她对虾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像我对胡萝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