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赋能基层高效治理的“襄城样本”

“多亏了王党志的调解，我收到了拖欠的2万元工资，剩余款项也达成还款协议，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近日，家住襄城县十里铺镇的农民工侯国全走进该镇人民调解室，紧紧握着调解员王党志的手，连连感谢。

在江苏务工的侯国全工资被拖欠5年，专职调解员王党志详细了解情况后，创新采用线上调解模式，通过微信向建筑公司老板耐心普法，详细阐述拖欠工资的法律后果。仅仅半个月，侯国全便收到了2万元工资，剩余款项也达成了还款协议。这种“指尖上的调解”，打破了时空限制，成为化解异地纠纷的新利器，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人民调解的高效与便捷。

走进十里铺镇王党志调解工作室，“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锦旗格外醒目。像这样的品牌调解工作室，在襄城县已有5个，它们不仅是调解矛盾纠纷的主阵地，更是调解员交流学习的实践基地。

人民调解，既要用法，也要用情。2024年3月，丁营乡白庙王村的村民王某与西边邻居屈某因翻盖新房产生矛盾。调解员杜德勤迅速介入，第一次邀请双方到司法所调解室，可双方谁也不肯先低头。来司法所不行，杜德勤就先后3次分别到王某和屈某家上门调解，拉家常、讲情理，耐心倾听双方诉求，两家态度慢慢缓和，最终握手言和。

像王党志一样的专职调解员，在襄城县有1400多名，他们化解群众“千千结”，当好群众“解铃人”。今年上半年，他们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800余起，群众满意度达97%。这些数据，充分彰显了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也体现了调解员队伍业务水平的显著提升。

如何有效提升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襄城县可谓下足功夫。每年，该县都邀请省人民调解专家、市县优秀人民调解员授课，组织500余名调解员参加《民法典》等专项培训；同时，精选专职律师、司法所所长、基层一线专职调解员组成培训宣讲团，通过集中授课、以会代训、座谈交流等形式，从文书制作、调解技巧、新法学习等方面，对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员进行定期培训指导。

目前，襄城县构建了完善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拥有县级人民调解中心1个、人民调解委员会471个，其中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16个，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448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7个，基本形成了以县人民调解中心，基层司法所为枢纽，乡（镇、街道办事处）调委会为骨干，村（社区）调委会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为补充的格局。同时，襄城县还面向社会重点在退职的优秀“村支书、村主任、退休老教师”等“五老”人员中精心选聘了45名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大大加强了乡镇人民调解工作力量。目前，襄城县已基本建立了一支生活在基层农村、熟悉乡风民俗、社会经验丰富、掌握调解技能、能够及时排查发现、化解矛盾纠纷的乡村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近年来，襄城县司法局坚持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3144”工作机制，在工作中强化“四个对接”，构建多元机制；强化信调对接，将人民调解引入信访机制，减少信访案源；强化管调对接，主动联系相关部门排查调处矛盾纠纷隐患；强化司调对接，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局的协调配合，形成调解工作合力；强化普调对接，建立“边调解、边普法”工作机制，达到调处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同时，该县建立“四项机制”，激发调解活力，注重源头治理，维护基层稳定；建立学习培训机制，精选人员组建培训讲师团，对乡村专职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增强调解员能力和综合素质；建立纠纷研判和报告机制，确保重大疑难纠纷化解到位，成为乡镇党委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建立品牌带动机制，命名成立一批品牌个人调解工作室，带动全县乡村人民调解员提升调解水平；建立奖惩激励机制，激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五老”调解员坐镇到“云调解”跨越时空，从“背对背”化解家事纠纷到“面对面”培训提升技能，襄城县正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如王党志的工作笔记所写：“调解不仅是平息争端，更是在修复社会的毛细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