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迷上了拍摄助农短视频。每当电话里传来果农一声声真诚的“谢谢”，心里便涌起一阵温热。身为基层工作人员，能为他们出一点力，我深感欣慰。而这份欣慰，常把我拽回30多年前那个蝉声聒噪的夏天。
“卖苹果——谁买苹果——”
村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怯生生地吆喝着。那个女孩，便是我。
我家在浅井镇散驾村，小时候几乎家家都有苹果园。暑假一到，大人便把孩子们统统“轰”进果园。几十棵果树，“红星”“鲁奥”“金帅”“国光”……还有早熟却长不大的“落花甜”。谁家园子里有“落花甜”谁倒霉，孩子们像长了顺风耳，果子指头肚大就溜进去偷啃，根本等不到成熟。我家的几棵“落花甜”倒少有人敢碰——父亲看得严，孩子们都绕着走。我仗着近水楼台，偶尔偷摘几颗分给伙伴。
奶奶是看守果园的主力军。每家园子里都搭着风格不一的草棚：倒V形的、带瞭望台的……我家的最简陋，只支起几根木棍，覆上茅草，再塞进一张吱呀作响的竹床，被褥一铺，就算齐了。白天，我和弟弟在园子里写作业、啃苹果、追打疯闹，奶奶则坐在树下纺花——把棉团捻成一根根细线，随后染色供母亲织布。
中午，我骑自行车驮弟弟回家吃饭，再用铝饭桶给奶奶送饭。记忆里，午饭大都是汤面条：白水煮面，起锅前撒把红薯叶，滴几滴香油。母亲盛饭时总怕奶奶不够吃，面条压得瓷实，汤却盛得少，等我们送到地头，面已坨成一团。我又常忘带筷子，奶奶便笑骂：“你个龟孙，又没带筷子！”我嘻嘻笑着折两根苹果树枝，权当筷子。我问饭香不香，奶奶眯起眼说：“细米白面还不香？1958年那会儿，树叶、野菜都吃光了。如今顿顿细米白面，享共产党的福喽！”
父亲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爱看果树修剪的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果园里施的全是自家沤的有机肥。家家户户都养着猪、牛，玉米秆、落叶统统沤成粪肥，再用人力车一车车送进地里。就连家里的茅桶满了，也舍不得倒掉，父亲用扁担挑到两公里外的果园，肩膀常被扁担压得通红。后来有了自行车，他在后座上横绑一根木棍，左右两边各挂一只粪桶。再后来，表姐送来一辆废旧三轮车，父亲欢天喜地，拉水、运肥都用它。父亲临终前还叮嘱我们：“你云姐家的恩情，一辈子别忘了。”
苹果熟了，卖出去才能换成钱。我家的苹果个大、产量高，商贩来收，只挑个头大的，小的统统留下。五六十棵树，被挑剩的苹果堆满半间屋。父母把好的装进筐，小的、带疤点的自己吃。第二天凌晨，父亲开着三轮车带我到外乡走街串巷叫卖。车上带几个馒头或奶奶烙的葱花油馍，再灌一壶金银花凉茶，便是我们俩的午餐。
游乡卖苹果进村得吆喝，可我最愁的就是吆喝，见了生人胆怯怯的，父亲嫌我声音小。每到一个村子，见穿花衣裳跳皮筋的女孩，我就更张不开嘴——自己裤子上还打着补丁呢。父亲再催，我的情绪瞬间崩溃，委屈得哇哇大哭。父亲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那天之后，就换母亲陪他出门游乡了。
小小果园，也是孩子们的乐园。苹果生长期常有自然掉落的半大果子，这些落果就成了我们的“宝藏”。这些果子个小、味酸不能吃，却有人收去做苹果醋，几分钱一斤。我们拿长竹竿绑铁钩，把树下的小果一颗颗勾出来，总想再顺几个好果混进去。卖完落果，能得十来块，我和弟弟平分，直奔小卖部买冰棍。
果园空地也被母亲种满了瓜菜：甜瓜、豆角、南瓜……一家人鲜少赶集买菜。青黄不接时，就吃奶奶腌的咸菜——糖蒜、韭菜花……只有家里人谁过生日了，父亲才赶集称一斤肉，包顿饺子。
小小苹果园，也是我们家里最大的经济来源。父母把卖苹果收入的钱都攒进镇上的信用社，供我和弟弟上学。父亲常对母亲说：“咱俩这辈子就是拉棍讨饭，也要把两个孩子送出农村。”
我跟弟弟上大学的学费，全是父母一分一毛从果园里抠出来的。1992年的农村，“万元户”凤毛麟角，我家存折上却已攒下好几万元。父亲依旧咸菜就馍，邻居笑他“铁公鸡”，他只是笑笑，没有一句解释。如今，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了家，实现了父亲让我们“走出农村”的愿望。
在我跟弟弟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村里的果树因老化严重被统一砍光，改种粮食。转眼30多年过去了，奶奶走了21年，父亲也离开5年多了。我仍常回到那片地头坐下，看四季变迁。虽然果园不在了，可那份“卖果难”的焦灼早已烙进骨头——当年父亲走街串巷卖苹果、我小声吆喝却无人问津的场景，像一粒种子，在心里悄悄发了芽。如今有了网络，举起手机就能让四面八方的人看到山里最好的苹果。别人打电话说“谢谢”时，我总想起父亲被扁担勒红的肩膀——能为果农省一点奔波、多换几块钱，便是替当年的父亲、也替无数个父亲，把那条漫长的卖果路，悄悄缩短了一程。
我家的果园不在了，看护果园的老人也不在了，可那些带着苹果香的日子，早已烙进我的记忆，永不褪色。就像父母的慈爱一样，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