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茵
逛菜市场这件事，我大约是有瘾的。每到一个陌生城市，不寻景点，先找菜市场。找那个地方的气味——湿的、腥的、香的、呛的，混在一起，像一座城市把肺腑掏出来给你闻。有时候买点什么，有时候什么也不买。
赶集日，避暑的人一多，农民和商贩都往街子上涌。人流里，一个满面风霜的大妈面前只剩几棵散白菜，剥去老叶的菜心翠绿。一个包头巾的大妈捏起一棵，一边砍价一边掰叶子。卖菜大妈搓着皲裂的手说：“够嫩的了，你还掰。”我插了一句：“不要？我买。”头巾大妈一把扯住白菜不放，骂骂咧咧说凭什么，我先拿到的。末了她称了称，付了钱，走的时候回头剜了我好几眼。那眼神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知道我在同她作对，我也知道她知道。
但逛得最多的，还是老家的柏杨湾菜市场。
市场不大，干鲜、水产、鲜肉、卤菜、时蔬、水果，一应齐备。里面是固定摊点，市场通道和紧邻的一条短街，便成了菜农的地盘。短街上还有缝补衣物的、修摩托车的、弹棉花的、卖冰糕的，以及一家麻将馆。每日天不亮就热闹起来，十一点一过，人潮退去，整个市场像落潮后的沙滩，空荡荡地晾在那里。
短街一角，常年坐着一个卖菜的阿婆。七八十岁了，花白短发，齐着耳根，脸窄窄的，被皱纹一层层叠着，像核桃壳，却干干净净。背驼得厉害，胸口几乎贴着膝盖，坐在那里小小的一团。她常年拴一条灰围裙，脚下有时穿草鞋，有时穿一双大了好几号的运动鞋——一看便是捡孙辈的。身后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龙头底下用洗涤剂桶做了个储物盒，放着一只大水杯。车身披着破编织袋。没人的时候，她就眯缝着眼，双脚悬空，坐在车斗上打盹。我从没见她和谁大声说过话，有人来买，便撑开眼皮称一称；没人来，又合上，继续眯着。我每次去，总在她那儿买点什么——一棵葱、一把菠菜，不贵，但买了之后心里会舒服一会儿。我不确定她需要我买那棵葱。但我需要。
岔道口，一辆木架车上还剩一小捆甘蔗，一个胖女子正跟卖甘蔗的老汉讨价还价。她嫌贵，又想要。我本不想买那么多，但听见旁边阿姨说“他的甘蔗又脆又甜”，忍不住又开了口：“我全买了。”老汉从胖女子手里拖回那根最大的，说人家全要了。胖女子骂骂咧咧凶了老汉一顿，钻进桑塔纳走了。一个年轻人帮我把甘蔗扛回家，一路没怎么说话。到了门口，他放下甘蔗，说了一句：“我是他女婿，过两天要出去打工了，帮最后一趟。”说完转身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捆甘蔗，觉得自己有点傻。那么多，要吃到什么时候去。但下回大概还是会这样。
春天的菜市场，总会遇见几个剥笋的人。在柏杨湾，我遇见一个敦实的女子，头发自来卷，脸晒成小麦色。她戴着白线手套，右手拿刀，左手捉笋，一捋一反，笋壳纷纷坠地，身旁堆了一大堆。我买下她最后一点笋，看见她把笋头割掉一截，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样嫩些，省得那些大妈自己掰，更浪费。我弯腰捡起割下的笋头。她见了，帮我一起捡，又削了削，说：“昨天的我捡回家自己炒着吃，不老呢。”又说，水竹笋是野生的，昨天挖笋被绊了好几跤。刀尖从笋头切下去，又一片笋壳落在她脚边。
后来在成都，又遇到一个卖笋的女子。手法比柏杨湾那个还快。她听我口音，问我是不是富顺人。我说是。她说她也算半个——嫁到富顺，丈夫嗜赌，离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现在的丈夫有一面山坡，长了竹笋，趁空闲挖来卖。说这些的时候，她手底下的动作始终没慢下来。我买了好多，回家我爸吃了，说这笋地道。
我没有告诉他卖笋女子的故事。
散市后的柏杨湾市场是另一副样子。行人稀了，一条狗在远处东嗅西闻。风吹过来，温润里夹着辛酸，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一个卖公婆饼的女子会在这个时候推着车经过，她三十出头，扎着马尾，每天午后三点准时路过，吆喝声长长的：“公婆饼——公婆饼——”有一回小孩想吃，我买了一个，她细心地把饼分成均匀的几份，递过来的时候笑了笑。饼脆香热乎。我不知道她每天能卖多少个，也不知道那辆小车能撑起一家人的什么。
其实每个市场散市之后都差不多：空，静，地面湿漉漉的，残留着一天的烂菜叶和鱼鳞，各种发酵的气味混在一处。我逛完之后也差不多——说不上满足，说不上失落，只觉得走了一遍，心里踏实了些。
那些卖菜的人，我不知道名字。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们只在秤杆抬起来的那几秒里互相看一眼，然后各自走开。但下一次我还会去。不为买什么，就为走在那条湿漉漉的通道上，脚底下踩着烂菜叶，鼻子里闻着鱼腥味，眼睛看着那些低头剥笋、捆菜、称重的手。
逛来逛去，我其实也没变多少——还是看见有人挑剔就忍不住插嘴，还是看见老人就想买点什么，还是会为一个陌生女子削掉的笋头发呆。他们苦不苦？走过了，看见了，心里有个地方被碰了一下，就够了。
风来了，市场空空的，那条狗还低着头慢慢嗅过去，尾巴垂着，走远了。
我站在短街口，没动。隔了一条街，传来——“公婆饼——公婆饼——”声音被风吹得薄薄的，像一口热气呵在凉风里，一会儿就散了。
我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听见一声，更远了。那缕热气还在背后飘着，淡淡的，始终没有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