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富来
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春，一位二十岁的进士，自闽地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回到他纸上熟稔，却未曾抵达的故乡——婺源。
婺源城东门，旧城墙的影子斜斜地压下来，墙根处有一处两米见方的石凿泉池。泉水从岩缝里渗出，旱涝不盈不涸，风摇亦不浊。
青年俯下身，掬一捧畅饮，清洌甘醇。他望着水中倒映的自己，忽然说出一句话：“吾一名当朝进士，以后为官，当如这泓泉水——颠簸不失志，贫贱亦清廉。”
回到住处，青年挥毫题下“廉泉”二字。门人弟子将墨宝勒石，立在泉旁。
这位青年，便是理学大儒朱熹。
水，是最平常的东西，平常到容易被人遗忘。可婺源城东门这泓泉，却叫人不敢遗忘。
它旱不涸，涝不溢。千百年来，星江河水几度改道，城墙几度倾颓，碑石几度遭毁又被重镌。唯有这泉水，自岩缝里汩汩而出，不曾断绝。它不喧哗，不张扬，不因人间的盛衰而增减一分。
这，是一种怎样的德性？
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之德，在“守常”。不因旱而焦渴暴戾，不因涝而肆意横流。它按自己的节律，一滴，又一滴，将千年时光默默测量。
朱熹在泉边悟到的，正是这份“守常”。
一个即将踏入仕途的读书人，最难的不是登高，而是在颠簸中不失其志，在贫贱中不移其守。
泉水的“不盈不涸”，恰似君子之心的“不骄不馁”。
“廉泉”之名，由来尚矣。
早在朱熹题字之前数百年，南朝宋明帝年间，梁州属官范柏年受刺史指派，远赴京师建康禀报公务。闲谈之间，宋明帝忽然问道：“听闻广州有一处贪泉，饮之易生贪念，你管辖的梁州，可有同类泉水？”问话暗藏深意。范柏年回答得极为精彩：“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
宋明帝又问：“卿宅居何处？”范柏年从容而答：“卑臣寒舍居于廉、让之间。”
一问一答，“廉泉让水”的典故载入《南史》，流芳百世，成为千古佳话。范柏年借四方地名，既道出梁州风土之淳、民情之朴，又暗喻自己为政清廉、立身谦退。
自此千载，“廉泉让水”一则喻指官吏清正自持，二则引申一地风俗淳厚、百姓谦和宽厚。
老子说水有“七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不是七种零散的品德，而是一以贯之的人格气象。
居善地。水甘处卑下，从不与人争高。婺源廉泉，藏在城墙脚下，藏在东门渡头的僻静处，不居闹市，不傍权门。
心善渊。水深沉静默，不可测度。一泓泉水，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有深渊般的定力。
与善仁。水润泽万物而无私。
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水之言如潮汐守信，水之政如涤垢使清，水之事如随物赋形，水之动如冬凝夏流。四者合起来，正是朱熹留给后世的“为政之道”：言辞可信、治理清明、处事得体、进退有节。
朱熹一生恪守的信条，正是二十岁那年，他在故乡廉泉边立下的：颠簸不失志，贫贱亦清廉。
“廉泉”二字，看似儒家命题，骨子里却有道家血脉。
儒家讲“廉”，重在操守：不取不义之财，不附不义之势。道家讲“清”，重在心境：心如止水，不染尘埃。而“让”，则是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题中之义：谦逊宽厚，不与人争。
廉与清与让，在“水”这里相遇了。
泉之所以“廉”，是因为它“清”。清澈见底，无可藏私。
泉之所以“清”，是因为它“守”。守得住岩缝的幽暗，守得住城墙的孤寂，守得住千年不变的节律。
“廉泉让水”的古老故事，与婺源这眼泉，隔着千山万水，却在精神深处遥相呼应。
看来，朱熹题“廉泉”，题的岂止是一眼泉？他题的是一种生命的范式：以水的姿态做人，以水的品行做官；不争而自威，不言而自信，不显而自彰。
明清两朝，婺源出仕七品以上官员近千人，绝大多数廉洁自守。相传凡在外为官者，赴任前都要到廉泉边，以一文钱买一碗泉水喝，以示不忘文公教诲，立志廉洁为民。
这一碗泉水，喝下去的哪里是水？喝下去的，是文化基因，是儒道合流的人格理想，是“廉泉让水”千载之下不绝的余音。
八百多年后的今日，婺源东门桥头、星江河畔，廉泉公园草木葱茏。市民闲步休憩，飞鸟往来盘旋，学者驻足观览……人们将“廉泉”与“颠簸不失志，贫贱亦清廉”刻成石碑，立于泉池之旁。
“廉泉”依旧，泉在、水流。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范柏年说“居于廉、让之间”；朱熹说“颠簸不失志，贫贱亦清廉”。
三位先贤：一位在春秋的乱世里开出“道”的药方；一位在南朝的朝堂上以地名明廉让之志；一位在南宋的动荡中立下“廉”的誓言。
他们的声音，穿过千年，在这眼小小的泉池里，汇成了一句话：最深的修养，是如水般的谦卑；最高的清廉，是如水般的恒久；最广的胸襟，是如水般的礼让。
月落星江，泉声潺潺细响。
八百多年光阴流转，城墙塌毁又重修，碑石磨灭再镌刻，泉水依旧从那道岩缝缓缓渗出，一滴、一滴，测量悠悠时光，映照世人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