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早先知道范质这个人，是因为他当宰相时“失座”，所以对他的印象一直不是特别好，认为可能是个比较窝囊的官员。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九月，范质去世。《续资治通鉴》第四卷在记载此事时，专门有一段话：“质性卞急，以廉介自持，好面折人过……五代宰相多取给于方镇，质始绝之。所得禄赐，遍及孤遗。”意思是说，范质这个人，性情急躁，以廉洁刚直自守，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五代时期的宰相大多向方镇索取供给，到了范质手上才杜绝这个做法。而他自己的工资奖金，很多都送给孤儿寡母扶贫去了。
按《续资治通鉴》记载，范质平时的生活也很俭朴，连日常用品都不齐全。宋太祖为此送酒器等物品给他。他却说，家里平时没什么客人，无非是些亲戚，乡下人喝酒没那么多讲究，所以就懒得去买了，并非没钱买不起。宋太祖在范质去世后，对身边人感叹：“我听说范质在所居住的宅第之外，没有另外添置家产，这才是真宰相啊！”
官员自觉守廉，百姓敬重廉官，这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公生明，廉生威。官员不廉，威信无从谈起。官员在位时，百姓也许不敢或不愿当面评说，但一个人的品格怎么样，时间久了，人们心里还是有数的。不管什么时代，廉洁失守都是官员的硬伤，能力再强，在德行上也立不起来。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只有自我要求高，守住了清廉的底线，才能对他人提出高要求，更好地管理下属。否则，自身不正，如何约束他人，又如何匡正一方风气？
真正的睿智者，在名誉与物欲之间，是懂得如何取舍的。清代著名清官张伯行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对待物质的态度直接关乎名节。所以，他又说：“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在终身名节与一时“实惠”之间，显然前者重要。一个人若是常被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骨咒骂，即使混得再“成功”，其实也是失败的。如果社会风气以不择手段谋取私利为荣，是非不分，价值观颠倒，公平正义缺失，社会秩序便不堪设想。
《续资治通鉴》第五卷另一则关于人物去世的书写同样引人深思。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建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去世。“帝微时，兄事彦徽，及即位，擢领旄铖，宠顾甚厚。卒，赠侍中。继闻其专务聚敛，始薄其为人。”这几句话颇有意思。赵彦徽是北宋开国功臣，拥立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骨干人物之一。赵匡胤还没有发达时，以兄长之礼对待赵彦徽。当了皇帝之后，提拔他掌了军权，很是宠幸。他去世后，追赠侍中之职。但接着听说赵彦徽在职时一门心思捞钱，宋太祖就开始看轻他的为人了。
一个私心太重的人，地位再高，人格也高不起来。
赵彦徽因为是宋太祖的哥们，搞腐败只让自己失了身后名。如果是在法治社会，那就不仅仅是名声不好听的问题了。触犯法律，带来牢狱之灾，失去人身自由，还空做一回财物保管员，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最悲剧的下场。这样的人生，可谓一败涂地，满盘皆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范质更明智，物质生活过得去就行，多余的物品根本不需要，不给自己留负累，只给后世留下一个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