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基层治理的价值坐标

江晨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重心下移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的重要路径。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系统部署，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并对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出更为细致的安排，这一演进逻辑清晰地表明基层社会治理已从构建“四梁八柱”的宏观布局，深化至追求治理精度与效能的微观实践。江西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的要求，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并在全省开展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效能提升，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而推动中央顶层设计与省委系统部署落地见效，关键取决于各级党员干部以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落实。这一价值尺度的实质正是政绩观。政绩观作为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价值起点、目标指向和评价标准，划定着治理行为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校准偏差、补足短板。

补齐情感温度，筑牢价值根基。校准治理的价值坐标，关键要补全以人为本的情感温度。明确“潜绩”工作的导向地位，把邻里信任修复、社区伤痛抚平、公共精神培育这些看不见的工作，用群众口碑、矛盾复发率、服务对象深度评价等方式纳入考核，让那些默默无闻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被亏待和埋没；实现技术工具的合理归位，技术是赋能而非主宰，需利用人工智能剥离重复性解释工作，让干部从“数字系统的附庸”回归治理的主体位置，腾出脚板走街串巷，腾出耳朵倾听家长里短；培育双向共情的治理文化，积极引导群众理解治理的边界与难度，防止为人民服务异化为单向度的情感付出。唯有以制度承认情感、以技术剥离消耗、以文化滋养情感，这样才能让基层治理保持恒温状态，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更加健康持久的生命力。

激活内生动力，纵深推进治理。治理要走向深处，还需激活治理自我成长的内生动力。现实中，一些地方热衷于治理方式的借鉴而疏于培植周期长、见效慢、不易量化的内生因子，治理效果始终在“追赶”中徘徊。要走出“追赶”焦虑，需找到具有本土特色的价值坐标。应重点关注本土文化的治理价值，如祠堂里的议事习惯、村志族谱里的祖训规矩等都是未被激活的本土治理资源，是千百年来积淀的隐性治理智慧，应把这些老传统提炼好、融入现代治理中；建立弱信号的治理响应机制，不仅要追求“接诉即办”的高响应率，还需注意弱信号，形成“治未病”的真本事。即通过线上平台、信息化预警，线下以综治中心为枢纽、网格化为脉络，构建全域排查网络，推动矛盾隐患排查向村社末梢延伸。如快递员发现独居老人三天没取件、网格员听见谁家吵架砸东西……让这些街头巷尾的“弱信号”转化为治理指令；把群众推上治理前台，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法律明白人”“五老人员”等成为治理体系中最活跃的因子。只有当治理创新从“干部设计”转向“群众创造”，基层治理才能真正获得源头活水。

完善联动体系，强化系统支撑。价值坐标的校准，还需以系统联动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要建立“谁牵头、谁负责、谁有权”的权责匹配机制，赋予牵头部门必要的资源调配权和考核评价权；明确哪些是必须留痕的刚性流程，哪些是可以放手的柔性地带，群众能自行解决的放手群众办，社会力量能承担的赋能社会办，复杂矛盾才由政府兜底办；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估机制，把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作为衡量部门协同成效的根本标尺，让那些为了留痕而增设的流程、为了展示而搭建的平台，在实效面前无处遁形。

回归慢变量思维，纠治速成积弊。正视基层治理的速成病，让慢变量回归治理的价值坐标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治理境界，让“历史耐心”成为基层治理的底色，让看不见的政绩，如邻里信任、公共精神、社区认同等，成为最珍贵的治理家底；确立结构重于事件的治理视野，引导干部跳出社区看全局、跳出一时看长远；构筑人人参与的治理共同体，积极引导居民从看客变主角，让每个人都在治理中找到座位、发挥作用。构筑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指向。

正确政绩观是治理立心、立魂之本。当考核不再只问“数据好不好看”，而开始追问“群众满不满意”；当干部不再热衷于抄作业，而开始深耕本土；当治理不再追求立竿见影，而愿意十年树木，那个时候，基层社会就不再是矛盾风险的终点站，而是和谐稳定的始发站。唯有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深耕赣鄱治理沃土，方能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的基层治理答卷。

（作者系中共上饶市委党校马基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