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佃友
对于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水果在其童年的生活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和水、蚂蚱、鱼、蝉、鸟等等凡是能引起孩子兴趣的诸多事物一起，让贫瘠寒冷的岁月透射出些微的欢乐与温暖。
众多水果中，对杏情有独钟。
记忆中，家乡的杏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金黄色的榛杏，个大，肉厚，核小，看上去好看，吃起来却带点酸头，核仁味甘；另一种是山杏，个小，肉薄，味甜，核大，核仁味苦，据说可以败火。尽管这两种杏的味道各有千秋，却总也赶不上姥娘家的“羊屎蛋子杏”好吃。
姥娘大门口前的石坝上有棵歪脖子杏树，不但树形怪异，其品种在家乡也是绝无仅有。姥娘说，它和我同一天出生。这个偶然的巧合，让我油然而生出一股莫名的情愫，每次看到它，觉得特别的亲切。打我记事起，歪脖子杏树就结杏了，不过结的杏个头特小，特硬，而且颜色难看，青中透着黑，还有点点的黑斑，像人脸上的雀斑。在家乡，脸上有雀斑的姑娘是不好找婆家的。姥娘说，好歹是棵杏树，还结了这么多的杏，给它起个名吧。姥爷吧嗒着烟袋，沉思了半晌，说就叫“羊屎蛋子杏”吧。姥娘眉头直皱：“起个什么名不好，偏叫羊屎蛋子，多难听。”姥爷立即青筋暴跳：“不像羊屎蛋子像什么？又黑又硬又小。”姥娘就耷拉下眼皮不再吱声。于是歪脖子杏树的果实就有了一个难听的名字。
姥娘像照顾我一样照顾着歪脖子杏树。天旱了，踮着小脚拎着水桶给它浇水；有虫了，催促着姥爷给它喷药；树身被哪个馋嘴的牲口啃了一块皮，姥娘到湾边挖把湾泥糊上；谁家的调皮孩子敢爬到杏树上玩，姥娘一旦发现了准拿根棍子把他们撵跑。后来，姥爷干脆在树四周围了一圈蒺子，那些牲口和孩子只好望树兴叹，从此省了姥娘好多的心事。杏快熟的那段日子，除了做饭睡觉之外，姥娘整天坐在歪脖子杏树底下的青石板上，一边看护着杏树，一边给姥爷和舅舅纳鞋底、缝衣服、补鞋子。那些中途掉下的青杏，姥娘一个个拾起来，攒在瓢里，盖上一把棉絮放在柜子里捂着，捂熟了，就让舅舅翻山越岭给我送过来。所以我总是在杏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能品尝到香喷喷的“羊屎蛋子杏”。别看“羊屎蛋子杏”个头小，色泽难看，熟透后却异常地香甜，水少，肉厚，且有韧性，入口后一嚼，满口的醇香回味悠长。它的颜色也来得凝重深厚，像是生命和岁月历经磨难的沉淀。如果要我在外貌和内涵之间作一个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没几年就把乡民的日子吹得红红火火。苹果、梨、杏、西瓜、桃、樱桃，这些效益好收效大的水果，备受农民的欢迎。随着嫁接技术的推广，其品种和式样也变得五花八门，瘦小的地方水果也变得丰满漂亮起来。西瓜，冬枣，蜜桃，杏梅，一个个肚大体圆，气派妖艳。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别扭，许是童年心理定势的影响吧。就色泽而言，那些嫁接过的水果大都轻薄、肤浅、张扬，风一吹，似乎马上就会飘飞而去。就味道而言，汁多，味淡，无回味的余地。这些嫁接的水果更像这个瞬息万变世界里的某些人，轻飘飘地喊出响当当的誓言，随随便便地支出泛滥的情感，在矫情的伪饰中放纵着，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无痛无痒。
而今歪脖子杏树早已被大舅砍掉，成了灶膛里的柴火，姥娘也已仙逝，“羊屎蛋子杏”的香甜却一直在口中荡漾。在月光泛滥的某个午夜，常常想起姥娘那干瘪而饱满的笑容，想起那满树淡淡的桃花，想起那香甜的杏子，心底便升腾起一股子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