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增喜
去年国庆前，我打电话过去，说假期要带爱人和女儿女婿、外孙一起去姨妈家。姨妈的声音清亮得很，一点不像八十多岁的人。她连声说好，末了又反复叮嘱：“一定要来啊，不要骗我。”我连声答应，心里却酸了一下。骗？我什么时候骗过她呢？大约是老人们见惯了来来往往的承诺。有些承诺说着说着就散了，像风里的烟。她不是不信我，是怕这盼望落了空。
人老了，盼头就少了，掰着指头能数的，也就是那几个日子。能被一个人这样盼着，是我的福气。
10月4日那天，我们到了。远远就看见姨妈站在门口，弓着背，手搭在额前张望。她的背弓得厉害，像一张绷紧的老弓，再也射不出箭了。可看见我们，她笑得眉眼都弯了。那笑容和妈妈一模一样，让我恍惚了一下。时间真狠，它把妈妈带走了，却把妈妈的影子留在了姨妈身上。这大概就是血脉的意思：人不在了，模样还在别处活着。
姨父从里屋出来招呼。他看起来硬朗些，腰板直直的，只是耳朵有些背了，说话要凑近些、大声些。厨房里热气腾腾，灶台上摆满了碗盏。
饭后，姨妈挨着我坐下，又说起从前的事。说我小时候砍柴，从她家门口过，她远远看见我挑着一担柴，歪歪斜斜地走，就喊我进去吃饭。“你那时候瘦得很，那担柴比你也重不了多少。”她说着，自己先笑了。我也笑，眼眶却热了。那些年日子苦，上山砍柴一去就是大半天，饿得前胸贴后背。姨妈家那碗白米饭，真是救命的。现在想想，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经地义的好？每一份好，都是人家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我吃了她的饭，她就要少吃一口。可姨妈从来不提这些，她只记得我瘦，只记得我饿。
说着说着，又说到了妈妈。姨妈的声音低下去：“你妈啊，不容易。你爸走得早，她一个人……”她顿了顿，“我常去陪她说话，姐妹俩坐坐，时间好过些。”我看着姨妈，她低着头，手指摩挲着衣角。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妈妈。时间是个圆，转着转着，有些人就走了，有些人就替了上来。
妈妈病重时，曾拉着我的手说：“几个姨妈，要常去看看。特别是十都霹雳坞姨妈，她对你恩情重。”这些年，我不敢忘。我常常想，妈妈最后交代的这句话，不是怕我忘恩，是怕我变成一个忘本的人。人这一生，走多远都不怕，怕的是忘了来时的路，忘了路上扶过你一把的人。
临走前，我和女儿照例给姨妈塞了个红包。她推辞了几下，收了，转身又去屋里忙活。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鼓鼓的袋子：笋干、冬瓜干，扎得紧紧实实，码得整整齐齐。我说城里什么都能买到，她不听，把袋子塞进我手里：“买的哪有自己晒的好。”这话说了一回又一回，东西给了一年又一年。我拎着沉甸甸的口袋上车，心里也沉甸甸的。这哪里是人情往来，分明是真情互换。
车子发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姨妈还站在门口，弓着背，手搭在额前。风吹着她的白发，一下一下。女儿说：“爸，刚才姨奶奶眼眶红了。”我没说话，把车开得很慢，很慢。我想，她站在那里送我们的样子，和当年送妈妈回家时，大概是一样的。她送走了自己的姐姐，如今又在送姐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是这样送的。
路边的稻子已经割了，只剩齐刷刷的茬。田埂上的草枯黄了，在秋风里瑟瑟地响。明年这个时候，我还会来的。妈妈的嘱咐，姨妈的恩情，还有那碗白米饭的滋味，都让我不能不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债是还不清的。还不起，就记着；记着，也就是还了。可我又想，其实我每年来看她，她给我的远比我给她的多。她给我的不是一个红包、一顿饭，而是一个还能叫“姨妈”的机会，一个还能看见妈妈影子的念想。这些东西，红包里包不住，但笋干里、糍粑里、那句“明年还来”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