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华
我没想过，从昆明坐了那么久的车，翻过那么多座山，最后见到的竟是一片漏雨的房。
那年七月，我从学校毕业，被分回盈江。车子在塘石路上颠着，三十五公里，走了一个半钟头。司机把我搁在一处拐弯的破房子前，往右上的坡一指：“走百来米就到了。”我背着背包、拎着行李，踩着碎石子往上走，心里那点关于未来的想象，被坡顶上那片灰扑扑的屋顶一点一点浇灭了。
飞龙带着几个人小跑出来，接过我的行李，把我往司务室引。房间不大，地上摆着两个搪瓷脸盆，两个铁皮子弹盒，参差不齐接着从屋顶渗下来的水。同事们七手八脚帮我把背包打开，铺在床上，我赶紧向站领导报到，转了一圈回来收拾行李，一摸被子、垫单潮得像刚从雾里捞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整个生活和工作区，除了最重要的库房，没有一间屋子不漏雨。
我问他们怎么对付这潮气。他们也不多说，转身就去找东西——八根木棍，几块木炭，一床棕垫。木炭放在床底，棕垫铺在垫褥下，木棍钉在木床上，顶端蒙上抹被子用的防水布，大小刚好。他们的动作那样麻利，像是早就替我把这个难题在心里演练过许多遍。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们是多么需要一个管他们吃穿住行的人。
我没有被那漏雨的屋顶吓住。第二天就想上房顶去补，领导摆摆手，说，这水泥顶子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己浇的，钢筋不够，掺了篾条。我听了，站在屋檐下仰头看了很久。那些篾条大概早已在雨水里沤烂了，却还撑着。
像这里的人。
后来我带着建伟去修路边的抽水房，换腐掉的檩条。老司务长路过看见了，点了点头。那个点头，我记了好些年。
日子就这样过了起来。勐弄的天气只有两种——一半雨水一半霜。雨水来的时候，整座山都是湿漉漉的，被子潮，衣服潮，连日记本的字迹都洇着水汽。霜季一到，早晨推开门，满院子白茫茫的，菜地里的撇菜叶子上结着薄冰，手指一碰就碎。炊事班灶台上的热气，是营区里最暖的东西。
那时候不光要记今天是星期几、几月几号，还要记“街几”。云南的街子天，五天一循环，在固定的日子，四乡八寨的人把山茅野菜、土鸡山货背到集上交易。那是没有被工业浸染过的一小块净土，蜂蜜是蜂蜜味，猪肉是猪肉味，胡萝卜是胡萝卜味。我带着同事去赶街，买回来的菜，根上还带着泥香。
我们还养猪，种菜。
猪原来是吃生食的，猪圈原来是半开放的。山上本来就潮湿、寒冷，我带着同事把猪圈能封起来的地方全堵上，每天两顿猪食煮熟了再喂。山上最不缺的就是木柴，灶火一烧，猪食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肥肥的土猪都成为官兵们餐桌上的“抢手货”。
菜地原来是没有责任到人的。后来每人分一厢地，三个多平方，成熟时计量计价卖给伙房。这一分，同事种菜的热情全上来了。山上的撇菜、大青菜、洋丝瓜真好种，年年丰收。那一片菜地，一年到头都是茂盛的。
到了旱季，我们上山砍芭蕉树，切成段背回来喂猪。芭蕉秆沉得很，压在肩上，下山的路一步一滑。汗水淌进眼睛里，咸的。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想起来，那段上坡下坡的山路，竟然是甜的。
过日子是种菜养猪，训练则是另一回事。
比武为了练速度与耐力，绑着沙袋、抱着石头冲山坡。石头大小自己挑，谁也不好意思挑太小的，一个个憋红了脸往坡上蹿，像扛着整座山在跑。挖无烟灶，挖了改，改了再挖，土质、风向、散烟角度一点一点抠，手掌磨出血泡，破了结痂，痂掉了再磨。
雨天就练对抗，泥里滚，水里爬，一身泥浆分不清哪是衣服哪是皮肤。晴天练格斗，摔得骨头架子都快散了。为了练准头，枪口下吊沙袋，托举瞄准，晚上整条胳膊抬不起来！一天下来，作训服脱了往地上一杵，它能自己站着。后背那一层盐霜，白花花的，可以和冬天清晨的霜媲美。
可怪就怪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喊苦，没有一个人叫累。
庆功宴上倒是全倒了。几碗苞谷酒下去，抱头痛哭的，扯着嗓子唱歌的，趴桌上怎么叫都不醒的。
有一次上级单位组织人来我们单位观摩。他们从车上下来，在工作区、菜地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在那片坍塌的瓦房前面，沉默了很久。带队的人说，你们这环境——后面的话没说完。可他说，但你们的精气神，让人服气。
人可以在漏雨的屋子里，把被子、毛巾叠成棱角分明的方块。可以在半年雨水半年霜的日子里，把菜地种得绿汪汪，也可以抱着石头冲山坡，把作训服穿成铠甲。没有什么能真正打败一个人，除非他自己先松了那口气。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在城市的楼房里，屋顶不再滴水，被子也不易受潮。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山坡上的营房，想起靶场，想起洋丝瓜尖、果、根茎的多种烧法，想起铁皮子弹盒接雨水，在夜里被月光照得发亮。
最苦的地方，感情最深。这话我以前不信，觉得是写在书上的漂亮句子。在勐弄待过之后，我才知道，人和人之间那种被雨水和盐霜泡出来的情分，是真的可以一辈子都不褪色的。
就像那些年从山上背下来的芭蕉树，当时只觉得沉，如今想起来，全是甜。
连那碗醉倒所有人的苞谷酒，如今咂咂嘴，也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