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良华
方志敏年少时曾说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方志敏自幼就爱书，也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读书、卖书、出书、写书，将书作为革命斗争的利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工农群众，弘扬爱国思想，总结革命经验。方志敏也因其传奇经历、英雄事迹和经典著作而名扬天下。
方志敏在遗著中谈了他读书的经历。他因为天资聪明，在8岁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3年读的书还更多，因而训蒙老先生对他格外用心多教些。读了5年私塾，中途因为受灾家庭困难，两度辍学务农，一直到17岁才考进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高小读书，方志敏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全校首屈一指。20岁时，方志敏考进“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他白天上课，晚上还坚持在英语专修班学习。还参加了由革命烈士袁玉冰、黄道等组织的江西改造社，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进行讨论交流。22岁那年9月，方志敏“因为要学点英文，又以该校费用不大”，报名考进九江南伟烈学校，在这里他已经可以开始研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还在学校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第二年，方志敏因为家贫，“借贷无门”，也因为厌倦这所教会学校，“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主动退学，“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方志敏正是因为爱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在南昌、九江上学时阅读了大量进步图书、报刊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方志敏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是从“卖书”开始的。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学后漂泊到上海，他去拜访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见方志敏年轻有才华有思想，十分喜欢，知道他生活困窘，就把他留在报馆做校对，还推荐方志敏到上海大学旁听。不久，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底，方志敏受组织委派返回南昌创办新文化书社，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9月，南昌新文化书社正式开业，同时开办了新文化书店，方志敏担任经理，读书人卖起书来了。因书店专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宣传革命的书报，方志敏被称为“马克思经理”。新文化书店主要销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国内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大都是一些普通书店不敢销售的。新文化书社虽然只办了半年，但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争相购买阅读，对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江西党团组织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方志敏是江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之一。新文化书社的活动和影响也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和干涉，于3月中旬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
在南昌新文化书店“卖书”的日子里，方志敏还开始了“出书”的工作。方志敏和袁玉冰等一起“合力出版一种小报”，即《青年声》周报，以改造社名义出版，实际是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由书社负责发行。《青年声》很犀利，经常对北洋军阀集团在江西的种种恶行进行有力揭露。这是方志敏第一次“出书”的经历。书社被封后，8月，赵醒侬与方志敏商量谋划，恢复原由江西改造社出版的《新江西》，作为江西团组织新的机关刊物。方志敏负责组织在南京、上海等地以改造社为主的20多名江西进步青年筹办，于1923年10月1日恢复出版了《新江西》，由季刊改为半月刊，在南京编辑，在上海向江西和全国许多地方发行。该刊共出11期，进一步为江西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1925年夏，方志敏在家乡弋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漆工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寸铁》旬刊，宣传鼓动农民运动。方志敏还在《寸铁》发表了揭露当地土豪劣绅张念诚操纵选举的文章《猪仔议员》。1927年5月，方志敏在领导江西农民运动中，创办了江西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锄头》。方志敏为《锄头》撰写了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发刊词：“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的大汗，让太阳去煎逼。总之，不管它肚饥身寒，我们只知道低头成天弄我们的锄头！因此，人们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粗莽的锄头！十几年来，军阀的猖狂，帝国主义的横暴，以至于为民众牺牲的烈士，头颅的空抛，鲜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这样的恶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130来字形象地写清楚了农民运动的必要和农民运动的力量。《锄头》成为江西动员农民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
方志敏的“出书”经历在根据地时期有了更大作为。在根据地相对稳定下来以后，方志敏等领导组织在苏区开始出版刊物和书籍的工作。可以说，方志敏是闽浙赣苏区红色书报刊的奠基人之一。在方志敏等的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版发行的报刊多方面多层次，适合各种需要，仅省级报刊就有十多种，如省委机关刊物《红旗》《突击》，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和《红色东北》，省军区的《红星报》和《前线》，省工会的《工人特刊》，共青团省委的《列宁青年》和《青年实话》，省互济会的《互济生活》，信江特委的《红旗报》，省委的党内刊物《党的建设》，共青团省委的内部刊物《团的建设》等，还有面向普通群众和战士普及文化的《文化导报》《文化战士》等。1929年春，方志敏领导创办信江特委机关刊《红旗》，每期有8至10个版不等，发行2500份，后增至3000份，主要转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刊登中央与江西省委的指示文件并加以评论，阐明信江特委对苏区各项工作的指示、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传播各种文化知识。1932年底，《红旗》改为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机关报。在闽浙赣苏区创办的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是《工农报》。1930年8月，方志敏在弋阳县芳家墩创办了《工农报》，1932年11月，该报成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社址迁至江西省横峰县葛源。几乎每期报纸都有社论，由报社自写或由省苏负责人撰写，方志敏常为其写社论。除了出版发行各种报刊，根据地也出版发行一些书籍，如《工农读本（1—4）》《儿童读本（1—4）》《政治常识》等，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苏维埃政府还号召开展读报运动，在基层组织群众读报会，据不完全统计，有760多个村成立了读报会，同时还在每村征求三位《工农报》的固定读者，充分发挥报刊的宣传作用。方志敏对书报刊出版发行十分关心也十分熟悉，经常提出改进的具体要求，对遇到的困难想办法帮助解决。闽浙赣苏区蓬蓬勃勃的新闻出版业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志敏从小爱好写作，投身革命后常常以文章作为斗争的武器。方志敏有很好的文笔。在南昌“甲工”读书时，他给邵力子先生去信，就《觉悟》副刊发表的一篇小说谈了一些看法。他写道：“《觉悟》上有一篇《捉贼》的白话小说，描写学生痛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在信中发问：“小偷算不算最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敲打？”邵力子给方志敏回信大加赞赏，称他的看法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还鼓励他多写白话小说和诗歌，多给报社写稿。在南伟烈学校就读时，方志敏的作文也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夸其“笔如流水游龙，活跃异致，布局整肃，几如天衣无缝”。从现有资料来看，方志敏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是白话文小说《私塾》，刊登在《新江西》季刊第1卷第3号上。《私塾》生动描写了私塾教学的场景，形象地刻画了私塾先生的刻板狠心和学生的惶恐不安，读了令人忍俊不禁之后，也引起对改造旧教育的思考。方志敏的第一首散文诗《哭声》先后发表在《觉悟》和《新江西》上。《哭声》用凄惨的笔调描写了苦难民众痛苦的哭诉，表达了为援救苦难的人民而斗争的决心。这篇小说和这首诗歌一出手就显示出了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邵力子先生还亲自为方志敏的小说《谋事》取名，该小说在《觉悟》发表后得到读者好评，被上海小说研究社选入1922年《小说年鉴》。在这一时期方志敏的文学作品和文章主要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新江西》上，《觉悟》刊登了小说《谋事》、诗歌《哭声》《呕血》《我的心》《同情心》等；《新江西》刊载了小说《私塾》《狗儿的死》、诗歌《哭声》《血肉》《快乐之神》和书信文章《战云中祗飞鸿》等。顺便说一下，1922年5月18日出版的《觉悟》第三版“诗歌”栏刊登了方志敏的诗歌《哭声》，紧随在《哭声》之后的“剧本”栏，刊登了鲁迅的译作《桃色的云（一）》，同时刊登了鲁迅撰写的序言《将译〈桃色的云〉之前的几句话》。方志敏一直仰慕鲁迅先生，两人的作品同日发表在一起，这也算是方志敏和鲁迅的“书缘”吧。方志敏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主要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苦难的民众。
在领导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斗争中，方志敏虽然无暇进行文学创作，但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笔，偶尔也会写点文学作品，1929年底，他自己编写了剧本《年关斗争》，还亲自登台演出。但这时方志敏写作主要是通过文件、讲话稿和文章指导革命斗争。方志敏总是自己起草重要文件，写讲话稿，当根据地相对稳定下来以后，他经常性地为苏区党和政府机关报刊写社论、评论和文章，宣传苏维埃的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如方志敏1933年7月在《突击》创刊号上发表《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依托，通过加紧白区工作，“我们苏区，应该巩固的向前发展，应该从大大的发展新苏区中，去巩固原有的苏区根据地”，“去完全包围城市”和“去夺取这些城市”的重要战略思想。方志敏还亲自为《工农报》撰写了不少重要社论，如《加紧一切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以实际行动纪念广州暴动》《为全部实现省苏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等。方志敏有时间也为苏区其他报刊写文章，他的文章不但政治性很强，说理清楚，而且文风清新，通俗易懂，深受根据地干部群众喜欢。
方志敏写作的另一个高峰期是在狱中。被俘后，在狱中的方志敏终于有了时间，他恨不得能把他平生所见所思都写出来。狱中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就在敌人的严密监视和死亡威胁下，方志敏和死神赛跑，用极大的毅力和喷涌的才华，以纸笔作为武器，留下了十几万字的遗著，完成了对敌人最后的斗争。方志敏把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热爱，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倾注在笔墨里，浓缩于文字中。其中有被俘当晚写得大义凛然的《我的自述》，有向党汇报总结、反思根据地和北上抗日先遣队斗争经验教训，汇报狱中情况和思想，有反映其革命一生战斗一生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给党中央的信》，有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的散文《可爱的中国》，有歌颂共产党人“矜持不苟、舍己为公”优秀品质的《清贫》，有纵谈共产党人生死观、视死如归的《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有对根据地战友留下谆谆嘱托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有揭露敌人监狱黑暗残酷的《狱中纪实》等。这些饱含着深情和期盼的文稿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用最后的生命铸成的！方志敏不仅艰难完成了狱中手稿，而且用人格和智慧使手稿冲出重重牢笼，留与后人。这些发黄的纸页和已有些模糊的字迹，是方志敏留给后世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后人也没有辜负烈士的心血和心愿，使方志敏的“书缘”延续，让方志敏的伟大革命精神光耀中华。方志敏的这些狱中文稿历经惊险和曲折陆续到达党手里，党组织很快就通过多种渠道公开发表了其中一些文稿。方志敏狱中文稿首次面世是在国外。1935年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以《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的形式，发表了方志敏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离方志敏牺牲仅4个月。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又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胞书》，重新发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7年1月24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122期，整期辟为“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收录了方志敏两篇狱中遗著。1939年，收编《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稿的《方志敏自传》，以霞社名义出版，封面还配有影印的《清贫》手迹。差不多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这两本书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方志敏部分狱中文稿的合订本。新中国成立后，《可爱的中国》被连续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仅单行本就陆续出版20多种。《可爱的中国》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影响了中国几代人。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1999年再版。201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方志敏全集》，收录了方志敏67篇文稿。其他各种版本的方志敏著作就更多了。可以告慰英烈方志敏，他的“书缘”还在不断延续，他的伟大革命精神更在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