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1140年—1196年），字子直，饶州余干人。作为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他以疏远宗室之身，凭科举正途晋身庙堂，最终官至右丞相。在其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清廉”二字如同圭臬，贯穿其立身、为政、处世的始终。
耕读传家，宗室寒素
赵汝愚虽属天潢贵胄，但其支系早已远离权力中心，家道清寒。他少时在余干读书，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尤重“义利之辨”。《宋史·赵汝愚传》开篇即点明其志向卓异，这志向不仅是功业，更是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其家族“虽为王孙，无异寒士”的环境，奠定了他一生崇俭恶奢的底色。通过科举入仕，更使他珍视这份凭才学获得的“清流”身份，耻于以皇族身份邀宠获利。
宦海三十载，家无余财
赵汝愚历任州郡、部院乃至宰辅，所到之处，皆以清廉闻名。
任江东转运副使时，遇大饥荒。他毅然违例，先开仓赈济，后奏报朝廷。此举虽冒险，却救民无数。他不仅动用公仓，更捐出个人俸禄，购粮施粥。《余干县志》载其“俸入随手尽，以济饥寒”，家人常布衣蔬食。
绍熙五年（1194年），他定策拥立宁宗，有定鼎之功，官拜右丞相，达到权力巅峰。然而，其生活“服用简素，一如寒士”。时人记载，其丞相府邸“门庭萧然，无车马喧阗之象”，与当时达官显贵竞相豪奢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庆元二年（1196年），他遭政敌韩侂胄构陷，贬死衡州途中。《两朝纲目备要》记载其临终情景：“囊橐萧然，仅余故衣数袭。” 检视其全部家产，唯书籍、旧衣而已，真正实现了儒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清廉境界。其子皆凭自身才学入仕，无一人因父荫而得显宦，家风之清肃，可见一斑。
拒腐蚀，远私门
赵汝愚的清廉，不仅在于不贪财，更在于不结党营私，保持政治节操的纯粹。
在“绍熙内禅”前后，外戚韩侂胄自恃有功，欲与他结为政治联盟。赵汝愚正色拒之，曰：“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当推赏耳。” 他坚持按制度封赏将领，拒绝与近幸私相授受，为此埋下祸根，却守住了政治操守。
他虽广泛荐引朱熹、彭龟年等道学名士，但皆出于公心，为国举贤。《宋史》称其“收录人才，惟恐不及，然所荐皆恬退之士，无一人以私干者”。他未曾利用举荐之权构建个人朋党，所有往来皆光明磊落。
被诬告“以同姓为相，将危社稷”时，他坦然面对，不加辩解，因自信“平生行事，无不可对人言者”。贬谪途中，地方官奉命羞辱，他“怡然就道，谈诵不辍”，其内心之坦荡与清白，支撑着最后的尊严。
天下冤之，名垂青史
赵汝愚的悲剧性结局，反而将其清廉形象映衬得无比崇高。他暴卒于贬所后，“天下闻而冤之”，朝野上下为其鸣不平者众。其政敌虽能从政治上打倒他，却无法从其品德上找到任何污点。元代脱脱修《宋史》，在《赵汝愚传》后赞叹：“其雍容胜算，危定社稷，虽古之大臣，何以加焉？至其清风峻节，终身不渝，真世之楷模也。” 明代学者薛应旂更直言：“宋之宗室，贤而无位者多矣，有位而贤且忠、清如汝愚者，一人而已。”
玉碎衡州，清光永照
赵汝愚的一生，是宗室身份与士大夫精神完美融合的典范。他将“清廉”从个人道德扩展为政治实践，在赈灾中散尽俸禄，在相位上甘守清贫，在党争中拒染浊流。其风骨，正如其故乡鄱阳湖的明月，清辉洒落，不染尘埃。他最终以生命的代价，诠释了何为“廉者，政之本也”。这份穿越八百年的清白，不仅载于青史，更融入了上饶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其墓在今余干县，松柏常青，恰似其精神，历久弥新。（任克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