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淑菲
张爷爷和父亲是忘年交，今年八十有一，是我们的邻居。这位年迈的鳏夫膝下无儿女，住着一间平房，水泥浇灌的平顶上，没有一张瓦。
他有一块地恰巧在我家屋后。春天时，韭菜伸出细长的叶片在微风中摇曳。夏天，黄瓜藤爬满了架子，翠绿的黄瓜挂在藤下，空气都变得清甜。秋天，金黄的南瓜和红彤彤的辣椒润色了老张头的背脊，催熟丰收的喜悦。
没结婚前，每年过年，我都能收到老张头给的压岁钱。按他的话说，只要还没出嫁就是孩子。这么多年，我们也早就把他当成家人看待。我的爷爷走得很早，我们来花桥安家十多年了，异客和独行之人抱团取暖就显得那么名正言顺。每逢家里请客，或者是端午、中秋这样的节日，父母就会叫上他来我们家喝酒。喝酒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一碗热辣辣的白酒下肚，他就会舒展开眉毛，弯起眼睛笑个不停。有一次酒后，他郑重其事地和我说：“菲，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叫我来喝酒哈，我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喝上了。”一语未毕，母亲立马打断他：“哝，这个嘴巴，喜欢讲那种话，肯定喝得上啊，你一定要长命百岁。”话题在一阵哄笑中就此打住，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老张头个头高，耄耋之年了，他脊背直挺挺。他最喜欢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看起来又干净又精神。他爱热闹，喜欢扎在人堆里，每天饭后他都要去村里逛逛，和几个老伙计唠唠家常，经过我家门前的时候会笑眯眯地问我母亲：“吃了饭没？”
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不是敲锣打鼓发生的，悄悄，总是那么轻柔、细微，甚至有些不起眼，让人难以察觉。
去年年底，他外出的时间变短了，经过我家门前时也不再和我们打招呼，只是两眼发愣地往家走，脸颊上的红晕不再像新鲜的红薯，而是皱巴巴的一团，整个人也是皱皱的。又过了一阵，他几乎不再外出。他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撑一把黑色的雨伞。我不喜欢那个蓝色，看起来冷冷的，生硬地趴在他的脸上。“爷爷，你从哪里来？你生病了吗？”我叫住他。他似乎没听见我的话，我又往前凑了凑，大声问他，他眨巴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向我摆摆手就走了。
有一年，父亲心血来潮说要戒烟，老张头知道了，和父亲打赌要一起戒。我是不信的，一个抽了五十多年烟的老烟枪，哪能说戒就戒。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父亲的戒烟行动宣告失败，而老张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抽过烟。
老张头病了，肝癌。父母去家里看望他，他一言不发地摆摆手，不让他们靠得太近。他的手脚已经浮肿。他不让我父母告诉我他的病情，也不让我去看他。
七月，我和丈夫去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告诉我，老张头在我们到家的前一天走了。我们去给他上香。母亲哭出声来：“这个爷爷是我们来花桥以后真正对我们好的人，这么好的人以后再也见不到了，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我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落下。“他真的没有吃到我结婚的喜酒。”我哭着说。我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在于心底那份无声的共鸣。
如果说，人生是一幅宏大的画卷，除去那些最鲜艳、最引人注目的色彩，还有无法言喻、无法细数的时刻，便是这幅画的底色、阴影和留白，它们恰恰是人生中最真实、最深刻、也最有力的存在，是生命长河下无声却强大的潜流。
在人世间，我们都在匆忙赶路，可人啊，就如朝霞落日，霜打落的树叶，那些抽条的韭菜，田里的蛙鸣，滴落的雨滴又被溅起，它们永恒，它们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