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
这“打平伙”三个字，在我家乡黄渡，那是很亲切、很有烟火气的。它不是酒楼里正襟危坐的宴请，也非家常日复一日的三餐便饭，而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带着股热蓬蓬劲头的聚合。仿佛日子过得太静了，或是太累了，便需要这么一团火光，将大家从各自的角落里引出来，凑在一处，暖暖地烧上一回。
记忆里的“打平伙”，总离不开一口巨大的锅。冬夜里，往往是露天的，选在村中晒谷场。天还未黑透，那口炖肉的铁锅便早早地支起来了，底下是噼啪作响的柴火。肉是东家出的一只肥鸡，西家拿来的一块腊后腿，一并交给主厨的唐叔。唐叔是见过世面的，在海口公社食堂帮过几年厨，这时便成了我们全场的统帅。他系上一条泛黄的围裙，指挥着切姜剥蒜，又将肉块“刺啦”一声倒进滚油里，那股混着酱香的焦香气，便像一匹看不见的绸缎，倏地一下，将半个村子都笼罩了进去。
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是等不得的，馋得肚子“咕咕叫”，裤子都要掉下来。围着那口锅，像一群躁动的小兽，眼巴巴地望着那咕嘟咕嘟的汤水，将一块块酱红色的肉炖得颤巍巍的。那香气是有魔力的，它钻到你的鼻子里，便勾起了你的魂，让你觉得世上再没有比锅里那块肉更值得期待的东西了。大人们在一旁喝着粗茶，聊着卖了多少粮、砍了多少柴，或是些我们听不懂的乡野轶闻。他们的笑声是舒朗的，话语是散漫的，白日里劳作的疲乏，仿佛都在这等待的烟火气里，一点点地蒸腾、消散了。
待到肉烂汤浓，唐叔一声令下，大家便都围拢上来。没有固定的席位，长凳、矮凳，甚至几块砖头，都能坐人。碗是各家的，大小不一，花色各异，但都盛着同样油亮亮、香喷喷的菜肴。这时便不再分什么你家我家，筷子纷纷落下，目标都直奔那锅中的精华。有人夹起一块连着筋的蹄膀，放进嘴里，也顾不得烫，呼呼地吹着气，脸上是心满意足的神气；有人专爱那吸饱了汤汁的萝卜，咬一口，滚热的汤汁便溢满口腔，烫得直缩脖子，却还要连声赞道：“甜！真甜！”
这吃，最要紧的，却又不全在吃。那滋味，是混合的，是复杂的。有肉的丰腴，有菜的清甜，有柴火带来的那股子原始的焦香，更有一种人情的温润，调和在其中。你分我一块肉，我敬你一碗汤，席间的笑语便像开了闸的河水，哗啦啦地流淌不停。平日里或许有些小龃龉的邻里，在这口共有的锅前，也便一笑泯恩仇了。这便是“打平伙”的精髓了，它平摊的不仅是那点钱钞与食物，更是一种毫无挂碍的、平等的欢喜。在这口锅面前，人人都是食客，人人也都是主人，共享着一种最质朴的、从胃里直达心底的慰藉。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到了县里工作。这里的饭局很多，杯觥交错，衣香鬓影。菜肴是精致的，摆盘是艺术的，言谈是得体的。可我总觉得，席间隔着一层什么。那饭菜的滋味，似乎也被这层东西滤过了，变得标准而单调，吃不出那口大锅里的混融与热烈。我常常在散席之后，走在清冷的路灯下，感到一种更深的饥饿。这时，我便分外地怀念起村中晒谷场那口翻滚的锅，那碗不分彼此的肉汤，和那些在烟火缭绕中，笑得毫无顾忌、亲爱的人们。
我想，人世间最踏实、最暖心的味道，或许从来就不在庙堂之上，也不在雅舍之中，而就在这乡野的、民间的“打平伙”里。它是一群升斗小民，对庸常生活最热诚、也最智慧的反抗。他们从各自的日子里，匀出一点肉，一点菜，一点闲情，共同熬煮成一锅滚烫的、名为“人情”的吃食。这滋味，足以慰风尘，也足以暖透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