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 本报记者 任克祥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亲率六十万大军，分四路南侵。淮南前线，宋军副帅王权闻风溃逃，江淮防线瞬间崩塌。警报传至临安，宫廷内外一片恐慌：大臣们暗中遣散家眷，高宗赵构颤抖着提笔拟诏“如敌未退，散百官”，甚至命人造船准备逃亡海上。危亡之际，一位鬓发斑白的宰相闯入宫廷，当众将皇帝的退避诏书投入火盆。烈焰腾起间，他厉声道：“百官散则陛下孤立，与其受辱奔逃，不如背水亲征！”这位以焚诏之举点燃南宋最后血性的老臣，正是弋阳（今上饶弋阳）人陈康伯。
乱世砥柱：从弋阳少年到国之宰辅
宣和三年（1121年），陈康伯以进士之身踏入仕途，青年时期便显露出非凡胆识。母丧丁忧期间，贵溪盗匪袭扰弋阳，他振臂一呼，率乡民擒获匪首，保全桑梓；任衢州通判时，白马原盗乱再起，他联合禁军周密剿匪，使浙西重归安宁。这些经历锤炼了他临危不乱的品格，也为日后扛鼎国难埋下伏笔。
秦桧专权的二十年里，满朝官员竞相攀附，陈康伯却因太学旧谊反遭冷遇。他宁肯三度“奉祠”闲居，远离朝堂十年，也不肯妥协投降政策。直至秦桧死后，高宗方识其才。任刑部侍郎时，他力平冤狱，为秦桧迫害的士大夫昭雪；主政户部时，推行“节用宽民”，减赋储粮以备灾荒。当吏部拟以“权尚书”之名委任时，高宗掷地有声：“朕将大用，何‘权’为？”——这份“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的器重，终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将他推上右相之位。
采石惊雷：力挽狂澜的抗金决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金使携完颜亮“划割淮汉”的狂言南来，朝堂主和之声甚嚣尘上。陈康伯力排众议，提出四策定疆：调老将刘锜守荆襄、令两淮诸将建民团固防、增兵淮东补缺、沿江修城积粮。然而战端初启，王权不战而溃致淮南尽失，临安门户洞开。面对劝高宗“幸闽蜀”的逃亡浪潮，陈康伯先接家眷入京以示共存亡，再令城门如常开闭以稳民心，更以“解衣置酒”的从容化解帝王惊惶。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宫闱深处。当高宗私诏“散百官”的消息传来，陈康伯当庭焚诏，以“百官散则君孤”的警语逼出“御驾亲征”的决断。他旋即起用中书舍人虞允文赴采石矶督师。彼时主将罢职、援兵未至，虞允文以民兵“海鳅船”火攻金舰，水陆并进歼敌江心；同时李宝胶西焚毁金军舰队，吴璘川陕阻敌，山东义军魏胜奇袭后方——采石之战的惊天逆转，被史家比作“赤壁、淝水之功”，而陈康伯的运筹帷幄，正是这延宋祚百年的枢轴。
两朝孤忠：从护国到托孤的谢幕
金兵败退次年（1162年），倦政的高宗内禅孝宗。陈康伯以顾命老臣之身奉持册书，完成权力交接。新帝视之如谢安，进封信国公（后进封鲁国公），每见必尊称“丞相”。当孝宗起用张浚发动“隆兴北伐”时，他以衰病之躯全力支持。虽符离兵败使北伐受挫，但陈康伯的战略布局仍为宋金对峙奠定根基。
乾道元年（1165年），六十九岁的陈康伯病逝临安。孝宗追赠他太师之衔，赐谥号“文恭”；并下诏择日亲临其府邸祭奠，陈康伯之子陈伟节极力推辞，才未前往。工部侍郎何俌奉命监护陈康伯的灵柩归葬家乡弋阳。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孝宗亲笔为陈康伯题写“旌忠显德之碑”的碑文，立碑在他的墓前。宋宁宗庆元（1195年－1200年）初年，陈康伯得以配享孝宗庙庭，并改谥“文正”。六十年后，理宗将其绘像昭勋阁，位列南宋二十四功臣。今铅山县汪二镇九龙岗的陵园内，石像巍然，御碑犹存，而弋阳民谚“隔河二宰相，百里三状元”，仍在传颂他与明代费宏共同铸就的故乡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