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书友
母亲离开后，每每到了晚上，我常常坐在底楼左边的房间里，慢悠悠泡上一壶茶，守在那张已空落的床边，望着她睡过的地方。床头柜上搁着用旧了的一柄小木梳，依旧整整齐齐，仿佛主人不过暂时外出。白天，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微尘在光线里浮游，而母亲的气息却已消散，只留下无尽的寂静。
母亲祝锦娟，生于1930年的元宵灯夜。她本是家中独女，父母系家境尚可的佃户之家，但不幸遭匪患洗劫，家境凋落。十八岁那年，她嫁入我家，侍候于前清秀才的祖父身侧。祖父的言传身教，如同无声的细雨，悄然滋养着这位目不识丁的女子——她由此渐渐通晓了人情物理，亦熟谙了持家处世之道，更懂得了调养身心之法。那些看似被命运裹挟的少女岁月，竟悄悄沉淀为日后她于艰难尘世中挺立的精神泉源。
父亲是位斯文的读书人，既做不得重活，又常怀着一份清高自持。于是家中诸事，便全落在母亲瘦削却坚韧的肩上。为了支撑这个家，她咬紧牙关，竟在生产队里挣得与最强壮男劳力同等的工分。田间地头，时有不服者公然挑衅，母亲却从无惧色。记得一年割稻时节，金水叔逞强与母亲比试，才一天光景，他便累得腰伤难忍，几日下不了地。母亲凭着一腔孤勇在土里刨食，养活了我们三兄弟，还一一娶媳进门，更将我培养成大学生。我降生那日，母亲尚在田畴劳作，突觉腹中疼痛，竟独自请来接生婆，又蹒跚回家烧好开水——水沸那一刻，我便落了地。接生婆不过剪断脐带，母亲便又独自将我裹入襁褓。
母亲一生未曾识字，却自有大智慧在心头。她日常饮食极有节度，黎明即起，夜则早眠，生活如刻钟般精准。父亲离世时母亲仅五十四岁，此后她便独自支撑起不易的门庭：养猪、洗衣、打短工，维系着家的温度。她身体一直硬朗，直至八十八岁那年隆冬清晨，寒风凛冽中过早起身，竟致中风。之后，母亲便常在病弱与跌撞之间挣扎，几次意外骨裂。尤其股骨植换手术后，步履愈发艰难。但母亲生命力极顽强，始终未肯向岁月低头——作为她最幼的儿子，我自初三那年分家后便一直奉养母亲于家中。妻子温厚孝顺，婆媳二人竟亲如母女。母亲最后的三年里，妻子常如哺育幼童般，一勺一勺耐心喂饭；我则夜夜与母亲同卧一室，两张床铺相伴。我为她洗发、擦身、修剪指甲，替她洗脚、修去脚茧、去除死皮，也更换尿垫。我们夫妇皆愿以赤诚相待，使母亲始终清清爽爽，保有作为一位女子、一位母亲最本真的尊严。
辞世那日清晨（2024年9月4日），母亲已是大限将至。我不忍再惊扰医院冰冷的器械，没有拨通急救电话。送她至区人民医院，只在ICU停留了两个多小时，便带着氧气，一路疾驰将她送回了八都的老屋。午时，阳光正默默穿过窗棂，母亲便如倦鸟归林，安然长逝了。
母亲在世时，她朴素的智慧如碎金般散落于日常。她告诫我们“惹不起别人，挨打也别还手，但自己要争气”，“羊粉是肚子里变圆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为了让我专心向学，她禁止我放学路上与人结伴，要求独自往返。我每每走出家门，总习惯性回头望去——母亲必倚立门框，目光执拗地追随着我小小的身影，直到我走过门前那座细瘦的小桥，隐入远处的树影中方才罢休。那目光是无声的绳缆，牢牢系着游子之心，不论我走多远，回望处总有那桥头的身影，恍若航标。
母亲亦如微光，默默照亮了村中众多黯淡的角落。她常常打扫村中公共道路，帮老人拆洗厚重被帐，为红白事奔忙操持、烧饭帮厨。尤为难忘的是隔壁一户人家，很穷，四个孩子嗷嗷待哺，其母亲难忍生活的艰难却逃嫁他乡。母亲知晓后，每每家中稍有粮食，一勺盐一壶油便分出一半接济他们。村中老人去世，母亲除了料理炊事，还总是亲手缝制寿衣，安排后事——我少时坐在水缸木板上写作业，常见她凝神穿针引线，昏黄的柴油灯下，棉布在她指间簌簌作响，针脚细密如无声的哀歌。她以针线缝合着人世的破绽，以双手抚平着生离死别的褶皱。母亲微渺的光热，悄然融入乡村的晨昏；她缝补的不仅是寿衣，更是世道人情上那些沉默的豁口。
如今，母亲屋中的灯虽已熄灭，那曾照亮过小桥、田埂与无数邻人寒夜的光，却分明沉淀于我的血脉深处。当我回望，母亲早已无须立于门首——她的目光已化为我自己的眼睛，默默辨认着这人间：清贫处有馈赠，困厄中有坚韧，晦暗时存光亮。
人生长途上，我们终究被身后那束最温柔的光所目送，直至自己也成了他人回望中的坐标——此时灯熄光存，慈容如月，原来那最深的怀念并非哀戚，乃是承接了那光后，继续行走在世间的坦然与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