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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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而生的历史文化名城宁波，自古便是璀璨文化与经济金融交汇的热土。依山傍海的地理格局，赋予其天然的港口优势，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则孕育出敢为人先的商业精神。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宋代，就会发现宁波早已迸发出中国早期金融活动的迷人火花，其中最亮眼的当数盛极一时的交引铺。
交引铺以其独特的信用机制与票据流转功能，孵化出中国古代具有现代金融雏形的“资本市场”。这一制度的创新，不仅为宋朝带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商贸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局面，也为宁波金融业播下了创新求变的基因，成为后世宁波商帮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交引铺是宋代商贸发展中的一道亮色
交引铺是什么？这里的交引，是指商人在缴纳钱帛、粮草后，官府给予“引”（券）作为凭证，宋人称为“交引”或“钞引”；然后商人再凭“引”到京都及其他指定州军处领取现钱，或到政府专营物资产地换取盐、茶、香药、矾等物资抵值；到后期，设市舶司的地方还出现公引（公凭）等。对各类“引”（券），朝廷规定，为防冒名支取，须由具有资格的人做担保。而这里的铺，则是指交易场所。
交引铺根据交易金额，有大、中、小之分。宋代的交引铺，一言蔽之，就是进行有价凭证交易的场所，类似今天的证券交易（期货）公司。
交引铺的发展得益于北宋推行的“入中制度”。所谓“入中制度”，是指朝廷雇募商人往西北边疆缴纳粮草以备军需。商人交货后，以此换取“交引”，然后再凭“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香药、矾等专卖物资。这种贸易行为，统称为“入中”。后来，京都需要粮食、现钱，商人也可“入中”，“入中”的范围逐渐推广，这种贸易方式便流行起来。宋代执政者认为这是“公私两利”的良策，于是在京都及其他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专门从事调换或转卖“交引”的场所。当时，朝廷借用庞大的民间力量，来解决戍边军需物资运输问题，这一重大举措不仅缓解了朝廷的财政、货物流转压力，也给目光敏锐的各界商人带来了商机，进而激发了民间商业活力。随着交易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专门从事交引买卖、兑换、抵押的交引铺，在各地应运而生。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其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开放性，同时又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交引铺成为商贸发展中的一道亮色。
回望那段历史，宋代交引铺不仅是票据交易的场所，更具备早期资本市场的雏形。当时的交引铺已具备了现代金融机构的多重功能：第一，其功能类似现代证券交易（期货）公司，交易有价证券（如盐引、茶引等），还可提供贴现融资，可实现资产流转；第二，具备金融中介属性，即为商人提供资金融通、风险对冲和支付结算服务；第三，已形成专业金融网络，交引铺在汴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及重要港口明州（后称庆元，今宁波）等地广泛分布；第四，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即通过票据流通建立商业信用机制，促进跨区域物资的流通，带来了商业贸易的迅猛发展。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皇祐三年（1051年），单茶交引、盐交引两项总市值就有560万贯，由此折射出其作为金融工具的重要价值。
关于宁波的交引铺，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南宋时期宁波设有六处交引铺，其经营场所分别位于当时的西门、南门、沈店、宋招（诏）桥、望春桥、江东六地。志书中还记载：某年，西门交引铺一年缴纳的商税为“一千七百二十六贯六百七十三文”；南门交引铺商税为“二千六百三十六贯六百六十七文”；沈店交引铺商税为“二千一百九十七贯五十六文”；宋招（诏）桥交引铺商税为“九百六十贯六百五十七文”；望春桥交引铺商税为“七百四十八贯七百四十二文”；江东交引铺商税为“二千六百四十二贯二百一十文”。其中以江东、南门、沈店为多，六处交引铺商税最鼎盛时有两万贯。明州交引铺的年商税，如果以当时物价计算，足以供养数千户普通家庭一年的开销，由此可见其交易活跃度与经济影响力。宁波的交引铺覆盖城内外商业枢纽，地点多分布在交通要道或城门、码头、市集附近，这与当时宁波作为重要港口和浙东运河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此外，《宁波盐志》对宋代明州运盐途中的商税征敛有段记述，大意是：食盐经销商纳税后，官府给予盐引，亦称“公据”或“公凭”，持有者到其他地方只要凭引登记即可入市交易。这里的公据或公凭，与市舶司的公引（公凭）相同。
作为有价证券的“交引”，受市场需求、物资多寡、天时地利等因素影响，其价格会有巨大波动（亦称“虚估”），因此有很大的“套利”空间。不可否认，会有一些中间商利用资金优势操纵市场，压低或哄抬价格，从中牟取更大的利润。
因为是大宗交易，交引铺需要有相当的现金支撑，以便随时凭引变现，所以交引铺门口通常会摆出大量的金银现钱（俗称“看垛钱”），以此向客户展示自己资金流充足，证明自己具备强大的信用担保能力和支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的交引铺起步虽不算早，但凭借其港口优势造就的对外贸易重埠地位，加上南宋建都临安的区位影响，迅速形成内外一体、特色鲜明的运营模式，尤其是在海外贸易与国内专卖体系之间架起了一道金融桥梁。
历史遗存与文献记载反映的宁波金融图景
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宁波历史上的交引铺已难觅其迹，也缺少完整的账册或详细的交易记录，但纵观历史遗存与文献记载，综合起来仍能为我们描绘出早期宁波金融业纵横交错的生动图景，也揭示了交引铺是如何深度嵌入宋代宁波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
设置高丽使馆与“来远局（即高丽司）”，这是官方金融的先声。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楼异思乡心切，想回老家明州任职，他向宋徽宗建言：在明州设来远局；废广德湖为田，收租谷以供接待高丽使者；建高丽使馆。准奏后，楼异顺理成章成为明州知州，奉旨专办此务。来远局通过发行类似交引的凭证，吸引商人将粮食等各类物资运往北方边境或指定地点，然后在明州领取与高丽贸易的许可证或实物回报。这种“以物换权”的操作模式，与交引铺的票据交易逻辑高度一致，堪称朝廷及其职能机构主导的“金融工具化”在明州的具体实践。它不仅解决了财政难题，也强化了明州作为对外交往门户的战略地位。
大型衙署仓储是交引背后的实物仓储与信用保证基石。在宁波鼓楼旁发现的永丰库遗址，是宋、元、明三代叠压的大型衙署仓储遗址，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承担贮粮、存储罚没财物及征纳税收之职，兼有类似当下海关仓储的功能。交引铺交易的核心标的物是“盐引”“茶引”等凭证，而这些凭证只是一张盖有官方印鉴的纸，它们最终需在官方仓库兑现实物。常平仓正是这一兑换链条上的关键节点。交引铺依附于此，实质上掌控着物资流转的“金融钥匙”。
市舶司的“公凭”是海外贸易的“证券化凭证”。宋咸平二年（999年），朝廷正式设置市舶司于明州管理海外贸易，明州与广州、泉州并称宋代三大互市港口，对内与福建、广东相联络，对外与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商贸互利。与东南亚诸国交易时，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与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蕃布、苏木等物贸易。市舶司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特别是中国海商，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商船出洋前，须向市舶司申请公凭，详细申报船员、货物、目的地等信息。回航时，需在原发港“回舶”，并接受检查与抽税。
市舶司签发的公凭，是民间商人经营海外贸易的必备文件。譬如，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商人李充前往日本贸易，所持公凭长242厘米，详载船员名单、货物清单（生绢、白绫、瓷器）及免税条款。这类凭证并非货币，更像现在国有性质的商业承兑汇票，具备可转让、可抵押、可贴现的金融属性，公凭也因此成为交引铺开展跨境融资与票据流转的重要标的。一些实力雄厚的交引铺，依据公凭，甚至提供“预付货款、凭单取货”的服务，相当于现在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业务，极大地提升了融资和贸易效率。
当时明州城的市舶司、车桥（今车轿街）及咸塘画坊三地，构成金融与贸易共生的“商业生态圈”。通过对宋元时期宁波输往日本的佛画（又称“宁波佛画”）署款的分析研究，证实宁波佛画的画师作坊多集中于当时明州城的车桥、咸塘等地。这些地方紧邻市舶司与灵桥门码头，是当时最繁华的商贸中心。交引铺、金银铺、钱庄、仓储皆集中于此，从而形成一个以市舶司为核心，融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早期“金融贸易区”。商人们在此买卖凭证、兑换金银、采购出口商品（如佛画、瓷器等），完成从融资、进货到出货的全过程操作。
如果说市舶司是宋代宁波的“海关+央行”，负责发证、征税、监管，那么交引铺就是活跃于民间的“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期货）公司”。两者并非孤立运行，而是通过“凭证流转、资金结算、货币互补、风险分担”四大功能，形成紧密互动的“金融双轨制”。
凭证流转：市舶司签发“公凭”，交引铺提供贴现与抵押，实现未来收益变现；资金结算：海外利润通过交引铺兑换为盐引、茶引等，完成财富回流与再投资；货币互补：交引铺鉴定熔铸“洋钱”（外国银币），使之符合市舶司税收标准，支撑多元货币体系；风险分担：市舶司控制官方风险，交引铺提供民间信贷担保，缓解商人破产危机。
这种“官民协同、金融赋能贸易”的模式，助推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
宁波商业精神的千年回响
交引铺不仅是具有金融属性的经营场所，更是金融制度创新的象征，它对后世宁波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催生钱庄业与过账制度。交引铺的汇兑与信用流转，为明清宁波钱庄的过账制度开了先河。商人之间通过记账完成交易，无需现银流动，极大提升了结算效率。过账制度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非现金结算系统”。
推动典当业发展。以物抵债的模式延续至今，成为民间金融的重要补充，尤其在小商户融资中发挥关键作用。
孕育了宁波商帮的金融实力。近代以来，以虞洽卿、秦润卿为代表的宁波商人，凭借深厚的金融素养与信用文化，率先在上海创办多家民营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机构，金融与实业联姻造就了影响深远的宁波商帮。
塑造了具有宁波特色的金融文化。交引铺延续下来的重信守约、精于计算、善于创新的经营理念，成为一代代宁波商人的集体品格。这种文化基因，至今仍体现在宁波企业的资本运作、风险管理与国际化布局的经营实践中。
千年前，四川的“交子”开启了人类最早的信用货币试水。与此同时，宁波的交引铺则在东海之滨书写着金融工具化的另一篇章，它证明早在千年前，中国人已懂得如何通过票据、信用与制度设计，实现资源的跨时空配置。
当年，明州城内的交引铺灯火通明，商贾云集，票据纷飞；现在，金融业遍布宁波城乡，电子交易成为区域金融奔涌不息的血脉。从宋代交引铺到现代金融业，变的是技术形态，不变的是诚信为本、创新创造的宁波商业精神。宋代交引铺见证了一段被低估的城市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