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于霞
重庆的夏天是黏糊糊的，尤其是三伏天，能把地里的红苕晒得蔫巴巴的。我的老家在重庆垫江明月山脉的一处山脚下，地势较平，田土就像一幅舒展的画卷，平坦而规整。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俗话说“邻里间若是翻了脸，可比仇人还凶险”，一条导火索可能就是那一垄窄窄的边沟。
至今还记得，我是躲在门缝里看完那场“大战”的。隔壁王婶家和许家，为了屋檐水该往哪儿流，抄起家伙就干上了。两家人像斗红了眼的公鸡，汗水混着泥土甩得满天飞。那时候的“真理”，在拳头里攥着呐。谁家弟兄多、嗓门大，那浑浊的雨水就乖乖往谁家地里淌。吓得一个六岁左右的孩子，连大气都不敢出，那时我懵懂地认为：家里人口多、力气大就是厉害，谁狠谁就是“法官”。
后来，我大学毕业，一腔热血地考去了北部山区原开县大进镇上，做了一名小小的村干部。本想着要“达则兼济天下”，没承想，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那是一条怎样的路呢？崎岖、颠簸，常常是坐着摩托车，在漫天尘土里，一家一户地走访。
印象最深的是村里有个高姓家族，人多势众，横行霸道，被十里八乡的村民谈之色变地称“高家惹不起”。这外号透着一股无奈：那是法外之地，谁也别想管。
刚工作不到半年，这户“高家惹不起”又因为占地跟人红了脸。年轻气盛的我，揣着人民调解法就去讲理，结果人家跷着二郎腿，吐着烟圈斜眼看我：“哟，大学生嗦？懂法？拿给老子看看，是不是写在锄头上？”
那次调解不欢而散。当时的我彷徨起来，在村部办公室里对着孤灯，怀疑自己这微薄的力量，究竟能做什么？幸运的是，村里有一位干了三十年的老支书。他没跟我讲大道理，只是把我带到别处，走了三天，看了三天。等到第四天，老支书出马了。他没有讲法，而是先谈情，谈两家祖宗其实是一脉，谈那块地就算占了也发不了财……
老支书像个老练的舵手，不硬顶也不硬扛，只在茶盏起落间，就把那股蛮横的劲儿给捋顺了。他还塞了包好烟给那个外姓村民，安抚他的情绪，让双方“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那份由我起草的调解书，在老支书那句“都是一家人，莫伤了和气”后，竟然真的签下来了。
虽然平息了“战火”，但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扬汤止沸。那时的和谐，很多时候是靠人情面子维系的沙堡，潮水一来，也许就会垮。
人生的轨迹，有时竟有这般奇妙的呼应。为了能够和家人团聚，我通过遴选考试，从一名村干部变成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身份的转变，让我对“法治”有了另一重体验。我的工作对象，是那些迷失在人生歧路的人。每日面对高墙电网，更需要一种内心的定力，去唤醒、教化、挽救沉沦的人性。看着那些因为一时冲动、不懂法而酿成大错的眼睛，我就会想起当年那个叫嚣着“法在锄头上”的“高家惹不起”。
前年，我特意带着儿子回到妈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想让他看看妈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车停在当年的晒场边，我指着那片红砖房对儿子说：“看，那是以前最凶的‘高家惹不起’。”
正说着，旁边几个晒太阳的老大爷在我的介绍下认出了我，都热情地摆起龙门阵。
“以前的大学生村干部嘛！好多年没见，你不说还真没认出来也！”
“是呀，十多年了，回来看一哈耍一哈，那‘高家惹不起’现在咋样了嘛？”我边笑边随口问道。
没想到几位大爷哈哈大笑，其中一个摆摆手说：“你还提那个哦？早没得那回事了！”
“没得了？”我一愣。
“是啊，现在政府到处开展法治宣传，经常安排人下乡普法，那家人也是因为曾经不懂法吃了亏才学乖的，上次修公路占了他家一点地，还没等对方开口，他自己就拿着尺子去量，还说‘按证来，按证来，不得扯皮’。”
从“拳头硬”到“人情劝”，再到如今的“按证来”，曾经的“高家惹不起”，在法治的威严下，自己把自己给“拆”了，又在法治的阳光下，自己把自己重新“建”起来。我看到，法治的界碑早已立在了田间地头。
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我一直在高墙内修补迷失的人破碎的人生，如今，我对自己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成就感，新的愿望——继续做那座连接高墙内外的桥梁，让里面的人知法悔罪，让外面的人尊法守法，人人都对宪法法律保持敬畏之心。
（作者单位：重庆市女子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