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军
我发现，每到这个季节，我纠结于内心的乡愁，总会变成一片开得热闹非凡的槐花，我于是总爱打电话问祥娃，小庄沟里的洋槐花开了没。有时候祥娃说，早了点，还要几天。有时候他说，已经开过了，结了槐荚。我便一阵怅然。
由于远在千里之外，加上我对时间总没概念，所以，我的思念总是“错过花期”，好不容易碰上了，如果祥娃说，开得正繁呢，我就立刻想到那满沟满坡的白，香气四溢。古人拿梨花形容的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实，洋槐花也一样，开起来洁白如雪，素雅，热烈，恣肆，生机盎然，把梨花改成槐花，也不违和。
故乡那片黄土地干旱贫瘠，被许多植物嫌弃，不愿意在这儿扎根，桃梨杏柳虽然也有，但总是长得扭扭捏捏，也难侍候。唯有槐树，从不抱怨黄土地的贫瘠，从不抱怨气候干旱，从不抱怨风沙肆虐，只要根扎进土里，就开始长，不久，那儿就会有小小的一片槐林。
槐花是小时候的一团馥郁的记忆。每年五一刚过，槐花就如期开了，一串一串，淡淡的香引来蝴蝶，也引来蜜蜂。蜜蜂是隔壁芦子湾村的，四周的村子只有芦子湾有养蜂，芦子湾只有永祥家养蜂——你看蜜蜂来了，忙忙碌碌，心无旁骛，它的世界全是花事，不要打扰它，它一朵花一朵花地审视，很快双腿挂满了花粉，“嗡——”一声，朝芦子湾方向飞去了，提着两只小小的灯笼。槐花蜜很好，一尝就知道——槐花特有的清香。
在那“瓜菜半年粮”的年代，槐花还是果腹的口粮，在树上瞅中一串，轻轻一捋，就下来了，和上面粉，烙成槐花面饼，或者拌上杂粮面，掺少许水，在锅里小火焖熟，就是“焪馍馍”，简单方便抗饿。吃槐花不能选开盛的，半开未开的最佳，比野菜强太多了。
因为容易成活，就贱——槐树无法像桃树李子树一样，享受房前屋后的礼遇，只能在野外见缝插针地找立身之地，坡上，路边，地埂，崖缝……人们也似乎不愿意砍来烧柴，槐树全身长满刺，刺硬而尖，一不小心会“蜇”你一下。小时候“千翻”，摘一槐刺藏于食指和拇指间，找到同伴：“你能把我的指头分开的话，我就算你能！”伙伴一脸不屑，指头伸进我食指和拇指间一勾，“啊”一声惨叫，槐刺扎进他指头肚子上了。
由于槐树的材质极硬，斧锯不入，还长得不直，容易开裂，容易被虫蛀，既打不了家具，又当不了房梁，最多砍来几根椽子，搭个羊圈牛棚。但槐树从不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它执拗地爱着这片瘠土，把自己长得绿意盎然，仿佛是绿色颜料，被画师点染在大地的宣纸上——就那么一点，然后就慢慢晕染开去，晕染开去……直至洇绿整个纸面。
父亲在世时，就是那位在黄土地上点染绿意的“画师”，他在小庄湾种了一辈子庄稼，也种了一辈子的树，柳树，椿树，楸树，核桃树……还栽过耐旱的酸刺、柠条，但成活的少得可怜，野生的槐树虽然不少，却不足以给黄土地绿色的慰藉，小庄湾还是光着膀子，肌肤裸露，北风吹过，黄土飞扬。父亲发现只有槐树和他一样，爱这个村庄，愿意把一生托付给形如瘦马的山梁，托付给乱石嶙峋?的沟壑。
后来，父亲只种槐树，他把槐籽收集起来，育成苗，然后从小庄沟里开始种起，他相信，绿色会从沟底向山梁上流淌。他选择土厚保墒的地方，挖一个小坑，放上一棵小树苗，填上土，踩上几脚，再罩上一些酸刺——羊或野兔经常会把槐树头掐了。种树成了父亲的日常，只要稍有空闲，就扛一把铁锹几株树苗出门了，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栽下一株希望。
慢慢地，村庄下面的峡坡上也绿意盎然了，以前零星的槐树林，现在连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父亲做这些时已年过花甲，峡坡的高处就是祖坟，爷爷奶奶已在那儿安息多年，父亲知道他将来也会去那儿安息。他们活着的时候一生在黄土里刨食，逝去了也是黄土埋身，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想给他和先人们编织一个绿色的梦？
现在父亲已走了几年，也躺在爷爷奶奶身边，他的脚下一片葱茏——父亲种下的槐树林，从小庄沟出发，填满了整个沟壑，又漫过了那面山梁，已成汹涌之势。你可以想象，万树槐花该是何等的壮观，小庄湾从来没有过这么妩媚！用祥娃的话说，“真格好看！闻起香哩！”他这一说，我真闻到了花香。
祥娃说，现在没人摘槐花了，也没人吃“焪馍馍”，采花的蜜蜂还有，但不是永祥家的，芦子湾早没人养蜂了，蜜蜂大概来自远处的养蜂人。我突然就想，那些忙碌的蜂儿，是否都是外地口音，像我之于异乡重庆？我又想，槐花年年开，再过些年，小庄湾是不是“村前车马今谁到，零落槐花向晚风”？
唉，生活本来如此，干嘛想那么多。
（作者系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