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产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占制造业增加值约80％，承担着保障国计民生、支撑国家安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使命。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纵深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对中央企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支柱与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肩负着战略引领、科技创新、社会责任的核心使命，推动传统产业“三化”发展意义重大。
一、传统产业“三化”转型的核心内涵
课题组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研究“十五五”规划部署及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结合中央企业功能定位与产业升级理论，厘清了新征程上中央企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核心内涵。
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本质是推动产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聚焦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强化优质高效供给，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其核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高端化，聚焦高端产品研发制造，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二是产业链高端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三是业态和模式高端化，推动产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实现价值创造能力大幅提升。
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本质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商业模式全方位变革，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其核心内涵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产智能化，建设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二是管理智能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全流程管理，提升决策科学性；三是融合智能化，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应用”融合生态。
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本质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其核心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生产过程绿色化，推广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构建清洁生产体系；二是产品绿色化，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构建循环经济体系；三是发展模式绿色化，探索零碳工厂、零碳工业园区建设，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新征程上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耦合于“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打底”的三大维度，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辩证共生，共同构成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完整体系。
二、中央企业“三化”转型的成效分析
一是在高端化发展方面，中央企业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端产品供给，研发经费连续3年超万亿元，投入强度提升至2.8％。在高端钢材、航空铝材、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如中国宝武成功研制LNG运输船核心保温材料“殷瓦合金”及时速400公里高铁车轮，中铝集团在大飞机C919项目中主结构铝材品种占比达80％。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突破40％，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国有资本向高端环节、关键领域集中态势明显。
二是在智能化转型方面，中央企业深入实施“AI+”专项行动，累计建成智能工厂1854个，其中领航级6个、卓越级70个。布局AI应用场景超800个，在高炉冶炼、电解铝控制、井下开采等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中国宝武自主研发“宝联登钢铁行业大模型”，覆盖105个典型场景；中铝集团发布有色金属行业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坤安”，打造18个应用场景。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智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三是在绿色化发展方面，中央企业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12.8％、13.9％，39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中国宝武建成国内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采用氢基竖炉技术实现降碳50％~80％；中铝集团电解铝清洁能源使用占比达45％以上，赤泥综合利用率保持全球第一；中国黄金集团推广提金氰渣全量充填绿色技术体系。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
四是在政策保障方面，国资委及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构建“规划引领、政策支持、考核引导、监管保障”的政策体系，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指标纳入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引导企业加大转型投入，产学研用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央地协同的转型格局逐步形成。
三、制约中央企业“三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成效显著，但对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部署，仍面临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足、转型协同性不强、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保障偏弱等现实问题。
（一）高端化发展短板依然突出
一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仪器等领域“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原始创新、底层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二是产品高端化供给不充分。传统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产品占比偏低，难以完全满足高品质消费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是产业结构优化不均衡。部分企业主业不聚焦、产业链延伸不足、高端环节布局滞后，新兴产业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智能化转型不均衡、不深入
一是转型水平行业差异显著。冶金、矿山等流程型行业转型较快，装备制造、消费品等离散型行业转型滞后；大型骨干企业转型领先，下属子企业、中小企业转型缓慢，存在“数字鸿沟”。二是数实融合深度不足。数字技术多应用于生产环节单点改造，研发、管理、供应链、服务等全链条融合不够，数据要素价值未充分释放，“重建设、轻应用、轻赋能”现象普遍。三是核心数字技术短板明显。工业大模型、工业软件、智能传感器等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三）绿色化转型质量有待提升
一是低碳转型压力依然较大。钢铁、有色、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能源结构偏煤，低碳颠覆性技术尚未实现规模化应用，碳达峰任务艰巨，部分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投入不足。二是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不高。工业固废、尾矿、冶炼渣等综合利用率偏低，再生资源产业规模偏小，循环经济体系尚不健全。三是绿色转型协同性不足。绿色技术研发、碳资产管理、绿色金融支持等体系不完善，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
（四）协同机制与支撑体系不完善
一是“三化”协同发展不足。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各自推进、相互割裂，未形成系统协同、相互赋能的格局，转型整体效能未充分释放。二是产业链协同转型不畅。中央企业“链主”作用发挥不充分，上下游中小企业转型能力不足，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协同转型机制不健全。三是要素保障支撑偏弱。高端人才、数字技能人才、绿色技术人才短缺，资金、数据、技术等要素支撑不足，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有待优化。
四、中央企业“三化”转型的创新举措与政策建议
（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高端化发展根基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实施技术攻坚工程。瞄准高端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工艺、精密仪器与工业软件等“卡脖子”环节，推行“揭榜挂帅”与“赛马”机制，力争“十五五”末期显著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二是完善全链条创新体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基础研究引领、技术攻关突破、成果高效转化、产业深度赋能”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大基础研究资金倾斜力度，稳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三是强化标准引领，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主导或协同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规范，完善新材料、智能工厂、碳中和等领域标准矩阵，推动产品质量比肩国际顶尖水准。
（二）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融合，大规模推进“智改数转网联”
一是推进生产制造环节智能化升级。在冶金矿山、化工流程、装备制造等领域规模化部署5G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系统，构建全域可视化智能管理体系。二是深化“AI+传统产业”专项行动。开发行业专属大模型，聚焦生产管控、工艺革新、质量评估、设备维护、安全环保等场景构建规模化AI应用体系。三是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产业链全量数据资源，构建涵盖资源调配、订单管理、产能协作、品控联动、仓储运输等维度的立体化协同体系。四是打造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安全可靠、弹性敏捷、集约高效的绿色智慧供应链，构建智能化风险预警平台，实现库存动态优化与运输成本集约化控制。
（三）推进节能降碳改造，稳步实现重点行业碳达峰
一是制定实施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构建涵盖碳排放核算、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全流程管理体系，执行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重控制机制。二是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对锅炉、电机、风机、水泵等关键用能设备实施节能改造，推动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和能源梯级应用。三是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风电、光伏、水电、氢能等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提高清洁能源在生产能耗中的占比。四是加快颠覆性低碳技术产业化应用。围绕氢基冶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无氰提金等前沿技术，搭建示范工程和产业化基地，引领全行业绿色低碳技术革新。
（四）构建“三化”协同推进体系，凝聚转型强大合力
一是建立“三化”协同推进工作机制。组建由主要负责人挂帅的转型工作领导机构，构建覆盖不同部门、层级及业务的联动协作模式，对政策资源、项目布局、资金配置与人才支撑进行全局性整合，形成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协同推进、综合考评的工作体系。
二是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中央企业发挥“链主”引领效能，主导创建产业链协同创新联合体，通过搭建技术攻关平台、统一行业标准体系、促进数据资源互通，驱动全产业链同步迭代升级。
三是优化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显著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相关指标在考核框架中的权重，实施专项绩效评估机制，配套差异化激励措施与硬性约束条款，推动企业经营重心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四是强化人才与资金要素保障。系统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数字化能力提升、绿色转型专项人才开发三大工程，探索实施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多元化长效激励机制。保障技术研发、数字化转型及绿色化升级等领域资金供给，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生态。